2010年3月25日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在《南方周末》发表《汪晖〈反抗绝望〉的学风问题》，指出《反抗绝望》一书存在剽窃问题，引起学界普遍关注。7月7日，数十名就汪晖涉嫌剽窃问题，给中国社科院和清华大学发公开信，呼吁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清华大学组织调查委员会，联名要求中国社科院和清华大学迅速答复，履行职责。同时要求，调查结论以及各委员投票意向最终能公布，以示公开、公正，接受公众监督。（7月7日《中国青年报》）

　　汪晖涉嫌剽窃问题被揭曝已逾3个月时间，当初王彬彬刊文披露时，包括学界在内的社会各界，一片哗然。但耐人寻味的是，处在舆论当中的汪晖本人迟迟未作公开回应，是不屑、不愿还是有难以启齿的原因，令人浮想联翩。但显然，汪晖的沉默似乎并未淡化这起风波，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事人置身事外了，坊间所称的“挺汪派”和“倒汪派”却“打”得不可开交，双方在报章上你来我往、各执一端。其实，在笔者看来，不能动辄给参与者按上“挺”和“倒”的符号，纠结于“挺”和“倒”容易遮蔽真相，陷入意气用气和门派之争，因此应该跳出“挺”和“倒”，寻求公正的第三方进行调查，然后发布真相。

　　如今，数十名学者给中国社科院和清华大学发公开信，呼吁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清华大学组织调查委员会，这是积极的行动，在汪晖涉嫌抄袭事件陷入一地鸡毛之际，越来越偏离主轨道的情景中，数十名学者的公开联名信，释放了积极的信号。

　　首先这将直接推动汪晖事件良性发展。应该说，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揭曝汪晖涉嫌抄袭，不是一件小事，也不是单纯的学界中事，早已衍化为公共事件，这是因为汪晖在圈中的地位不容小觑，其所供职的单位也是名头甚响。遗憾的是，不仅汪晖缄默，其所在的单位也出奇地平静，这显然不正常。汪晖涉嫌抄袭事件不能不了了之，因为一旦属实，将极大损害学界声誉，须对当事人予以制约；若不属实，则可还汪晖清白。如今，数十名学者集体介入，呼吁成立调查委员会，这是真诚而务实的建议，相关部门不能不加理会。

　　其次，这为以后处理类似事件提供了范本。当前学界腐败层出不穷，抄袭、借鉴、乱署名等丑闻令人不忍卒睹，但往往某一个案爆发后，除了少数媒体介入和一些评论者关注之外，往往事件被当事者所在单位自行消化，或者一拖了之，到最后不了了之，当事人即便被问责也是不痛不痒，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被排除在外。如今这数十名学者的倡议，要求成立调查委员会，要求调查公开公正，要求调查结论能公布，接受公众监督，这些都是合情合理的诉求，都有利于还原公众权利。而且，一旦确立了这种良性方式，对以后解决类似学术腐败就提供了借鉴意义。

　　最后，这势必激发国人更多的公民意识。马丁·路德·金有句名言：“历史将会记录在这个社会转型期，最大的悲剧不是坏人的嚣张，而是好人的过度沉默。”当然，这句话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但毋庸讳言，在当前，面对许多公共事件，本该发声的知识分子却失言了，或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甚至不少人善于和稀泥，更可怕的是他们替魔鬼化妆，成为遮蔽真相、伤害正义的帮凶。这一次，数十名学者就这一公共事件发言，值得激赏，因为他们不怕得罪人，不明哲保身，不容忍任何涉嫌抄袭事件，极具公民精神。

　　当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秉承责任和公民意识，这个社会必然更澄澈，必然会有更多的公民在公共事件中果断站出来。由此笔者想到了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说的一段话：“今天，我们在学术刊物和公共媒体上公开讨论学风问题是个挺好的事。这是对学术共同体的建设、也是对我们社会公共领域的建设。我们是在培养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儿女、后生有话好好说的习惯，是为了让我们的公共话语竞技场少些灰色沙尘暴而更加绿树成荫、郁郁葱葱。”

　　如今，数十学者就涉嫌剽窃事件已经发表了公开信，作为呼吁的对象，中国社科院和清华大学不妨积极回应，这是其职责也是社会的期待。惟有对学术丑闻零容忍，惟有让独立第三方积极调查，惟有满足公民的知情和监督等权利，惟有对任何抄袭者毫不手软，学术界才能干净起来。（王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