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熊秋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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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学乃规范之学，然而，假如我们只关注外在的规范体系，而不去深究规范背后的伦理基础及宏阔场景，法学就会沦为形而下的逻辑操练，从而失去其内在的生命活力。“我与中国”的关系在所有中国问题的研究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法学当然也不例外。从“我与中国”的关系出发，法学需要面对、需要解决“政治中国中我的政治权利问题、道德中国中我的道德实践的现实庇护问题、信仰中国中的个体信仰的体制保障问题、经济中国中我的经济利益如何正当获取并守护的问题、文化中国中我的文化教养与文化虚无缘何而来的问题……”(余虹:《我与中国》)，这些问题不仅法理学需要面对，部门法学同样需要面对。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铭刻了“我”在政治空间、道德空间、信仰空间、经济空间和文化空间中应当享有的一系列基本权利，这些权利在本质上属于自然权利，它们不是主权国家的施舍与恩赐，而是“我”作为人在这个世界上有尊严地生存所应当享有的带有普遍性的权利。国际公约中所确认的“我”的权利在中国的践行，需要中国化的理论阐释。那么，靠什么来实现话语的转换与对接呢?如何让现代的思想和理论真正为中国所吸收并进而创造出新的中国化的理论呢?余虹教授给出的答案是:靠胆识。看似温和的表达背后，强调的是对现存思想基础进行反思与批判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