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身影响力下降的背景下，欧盟的一些人士仍然试图一成不变地用过去的思路来追求过去设定的目标，不去关注外部世界已经发生的重大变化；不是去寻求与新兴大国合作来解决有关问题，而是思考如何孤立它们，离间它们，迫使它们就范。

　　有关欧盟对外政策的讨论近来变得热烈起来。主要原因是里斯本改革后新的欧盟外交体制初具轮廓，体制问题有望告一段落，欧盟可以来认真思考欧盟对外政策的新框架。

　　本月，比利时政府刚开始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比利时政府将在欧盟对外政策方面减少干预，欧洲理事会常任主席范龙佩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阿什顿将有机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阿什顿组建欧盟外交机构“对外行动局”的工作也算顺利，基本上得到了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和各成员国的首肯，对外行动局有望最早在今年夏天投入运作。

　　在对华政策方面，由索罗斯基金会赞助的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CFR）在去年4月发表了一篇长篇报告，对中欧关系进行了全面评估。报告的基调是认为欧盟过去对中国实行的“无条件接触”政策遭到了全面失败，必须改弦更张，采取更为现实和强硬的“互惠接触”政策。

　　今年6月，报告的两位作者之一顾德明（Francis Godement）教授又发表了一份题为“一项全球性的对华政策” （A Global China Policy）的后续报告。本以为作者可能会反省一下其在先前报告中的观点，不想作者进一步将原来观点加以发展，上升至欧盟全球政策的层次。

　　报告认为中国扩大的国际影响力已经成为欧盟的一个“全球问题”。报告指责中国在人权、西藏、伊朗、朝鲜和气候变化等议题上采取了更为咄咄逼人的立场，奉行的是“规范缺失”（normless）的外交政策，只希望在国际制度中追求自己的经济和战略利益。但是当这些制度对中国立场不利时（如在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上），中国就努力建立所谓的“负面联盟”，来阻止新国际规范的确立，令全球责任分担的希望受挫。虽然欧盟不能用“盲目的对抗”来替代以往“盲目的接触”政策，但欧盟需要在内部形成更为统一的对华政策，同时要在国际上利用中国影响扩大后和其他国家的矛盾，联合这些国家，其中特别是美国，来提升欧盟对中国的谈判地位。

　　报告的很多论断是随意和片面的。中国和欧盟在一些问题上的分歧当然使得欧盟塑造全球规范的努力变得更难，但这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而是一个更大趋势的一部分。布鲁塞尔当代中国研究所的研究员霍尔斯拉格最近在《欧洲与新兴大国的规范脱节》的报告中指出，欧盟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大国之间在规范方面正在日益疏离。

　　顾德明的报告不是去思考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而是一味把中国视为欧盟的问题来源。况且，如果没有中国的支持，联合国安理会无法形成对伊朗制裁的新决议；没有中国的努力，哥本哈根协议这个哥本哈根气候会议的唯一成果也不可能出现。欧盟过去说中国在经济上有求于欧洲，但现在中国的贸易顺差在减少，而且中国4000亿美元以上的欧元资产投资对支持欧盟度过现在的欧元危机也不是无足轻重的。

　　顾德明报告的观点也不是空穴来风。不管其观点看上去如何偏颇，这确实反映了欧盟内部部分民众、舆论的一种情绪以及政府高官中的一种想法。在非正式的场合，笔者也多次听到欧盟的高官们使用报告中的一些概念，比如“负面联盟”等等。这提出了欧盟如何应对这个变化世界的总体态度问题。

　　虽然笔者也认同欧盟就长期而言正在失去其以往的影响力，但在当下的国际体系中，欧盟仍然是一个强势集团，有重要的影响。问题是，在自身影响力下降的背景下，欧盟的一些人士仍然试图一成不变地用过去的思路来追求过去设定的目标，不去关注外部世界已经发生的重大变化；不是去寻求与新兴大国合作来解决有关问题，而是思考如何孤立它们，离间它们，迫使它们就范。

　　当然，我们也看到有见识的智库报告。也是在6月，欧盟的官方智库“欧盟安全研究所”发表的题为“欧盟对外政策战略”报告中就提出，在一定程度上，就连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都在适应这个新的多极化世界方面走在了欧洲的前面。报告也提出了加强与中国战略伙伴关系的建议。问题是，这个报告的中国部分相当简要。总体而言，欧盟智库在对华政策方面的讨论仍然是不发达的，无法为欧盟决策提供足够的有见识的智力支持。这将会成为阿什顿女士在推动欧盟对华新政策过程中感到遗憾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