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良时代的《绘因果经》

　　奈良时代的建筑、书法等等无不存留盛唐文化的影子

　　叶渭渠

　　今年是日本迁都平城京1300周年，日本举行为期一年的纪念活动。期间，由中日双方有关团体在奈良国立博物馆联合主办的 “大遣唐使展”近日成功落幕，在日本掀起了一股唐文化的热潮。

　　遣唐使为奈良文化增添辉煌

　　回顾公元710年，日本元明天皇为积极谋求打开以唐代文化和制度为规范而建立的律令制新局面，正式迁都平城京后，向中国加大派遣了遣唐使，引进盛唐文化，中日文化交流进入了空前繁荣的时代，为奈良时代文化增添了辉煌。

　　遣唐使制度，对于发展中日两国的政治、经济关系，促进文化交流起到了无可估量的历史作用。每批遣唐使，除大使、副使及侍从外，还有医师、乐师、手艺师、占卜师等各类专业人士和留学生、留学僧，他们大多是有教养、对唐文化有一定造诣的名士。其中杰出者，留学生有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山上忆良等。他们归国时带回《游仙窟》等六朝后期和唐朝初期的诗文，对于日本文学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留学僧有空海、最澄等。最澄回国时带回了唐代的茶文化，并花了多年的工夫培育成功从唐带回国的茶种，而且学习和活用唐人吃茶的习惯。当嵯峨天皇行幸其寺院时，他亲手煎茶奉献，天皇为唐茶文化的魅力所吸引，兴高采烈地咏起诗来，尽享吃茶的快乐。空海回国后则深受嵯峨天皇的宠爱，应诗坛的要求，以《文心雕龙》为鉴，将《唐朝新定诗格》等诗学著作，排比编纂了六朝唐代诗论集《文镜秘府论》，这是学习中国诗赋和诗学的结晶。

　　不少遣唐使、留唐学问僧带回了唐朝的书迹，唐风书法一时风行日本。晋人王羲之的书风备受尊重，光明皇后的《乐毅论》便是临摹王体之作。由于倡导佛教，抄写了大量唐经，当时的日本书法作品中不乏书法杰作，如《绘因果经》等。

　　唐风建筑艺术的创造

　　迁都奈良后，完全仿照唐都长安的都城制，大兴土木建设新都、新宫，同时将飞鸟时代兴建的诸大寺院也迁至新都，开始建立“官寺制”。

　　东渡扶桑的我国唐僧鉴真亲手创建了唐招提寺和正仓院宝库。唐招提寺金堂中央五间，装有两门的板门，两端之间开花棂窗，屋顶高而厚重，堂前立有木造圆柱，外形宏伟，技巧精湛，集中代表着奈良时代建筑艺术的精华。更值得一提的是：鉴真赴日收徒弘法、建筑寺院的同时，还传播雕塑、绘画、书法诸艺术和医药知识，对于奈良时代日本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宫殿建筑方面，元明天皇筑平城京城和宫殿，大多仿效唐制十二门十二堂和内里各殿的整然配置，以及朱柱、白壁、瓦葺的宫殿建筑模式。皇室贵族的宅邸建筑也发生了变化，趋于唐风的豪华。

　　唐代美术在奈良广为传播

　　当时日本佛画，主要是输入中国佛画或以忠实临摹外来的中国佛画为主，很少有自己的原创作品。就连古坟壁画和宫廷贵族的隔扇屏风画，都是模仿中国画的技法居多。

　　古坟壁画方面，1972年在奈良附近发现高松冢古坟，古坟内的壁画，由东壁南侧的《男子像》、西壁北侧的《女子像》，以及分别于东西壁中央、北壁和天井的青龙、白虎、玄武、星宿组成，是壮大的古坟壁画群。它们以细腻的笔法，栩栩如生地描绘出男子像的庄重表情，女子像的丰满体态，以及艳丽的服饰，透出几分中国唐代绘画的样式。

　　在隔扇屏风画中，值得注意的是现收藏于正仓院宝库的6折屏风画《树下美人图》，每折屏风描绘一个立在树下的身穿中国唐代服装的美女。这幅屏风画明显地受中国唐代绘画的影响，以柔和的细线，描绘美人丰润的脸庞，以及身披唐式服装的丰腴的体态。初期日本这类屏风画，不仅是屏风的形体，而且画题也都是中国式的，故日本绘画史将这一部分日本画称为“唐绘”。

　　在工艺美术方面，引进唐三彩。经过吸收和消化，日本仿唐三彩马有所创新，其以白、绿为主调的白、绿、褐三色，称为奈良三彩，体现了日本人爱好白色的审美选择，表现出简素与古雅的审美情趣。

　　活用汉诗文的典故和儒道思想

　　奈良时代，留唐学者带回汉文学的新鲜经验和汉诗文的表现形式，宫廷经常举行诗宴，君臣唱和。在这种氛围下，诞生了具有明确文学意图而编纂的汉诗集《怀风藻》，它是日本现存最古的汉诗集。

　　关于《怀风藻》的特色，从内容来说，诗的思想性颇受中国儒、道思想的渗润，受佛教的影响较少。从儒家思想出发的诗，多赞颂圣德类型者。还有许多从驾吉野或游吉野的汉诗，借《论语》中的“智者乐水，仁者乐山” 的思想，乃至将“智水仁山”句，活用在诗作上。它更多地是受容老庄思想，如使用了许多老子、庄子的语句，比如序文中的“道格乾坤，功光宇宙”之于庄子的“外不观乎宇宙，内不知乎太初”；如越智广江的《述怀》曰：“文藻我所难/庄老我所好/所年已过半/今更为何劳”，显然已渐进老庄的神仙思想和无为自然的境界。

　　《怀风藻》是日本汉诗文发展的初级阶段，也是日本文学与中国文学交流的滥觞。其问世后近十余年诞生了第一部和歌总集《万叶集》。许多万叶歌人都兼作汉诗，歌的序和题词多使用汉文，歌题以中国的汉诗、歌的分类则以中国典籍作为参照系。由此可见，万叶短歌的形成与中国的汉诗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时期，日本还从中国传入了踏歌。随着遣唐使和留唐学生交流的扩大，不仅引进唐朝的正乐和伎乐（前者是作为宫廷乐而被吸收，后者则为寺院所采纳），同时也输入唐朝的大鼓、笛、铜钹等乐器、假面具、服装和乐书《乐书要录》、《写律管声十二条》等。（作者系中国社科院日本所研究员）

　　日本的李白

　　据文献记载，随着与唐朝文化交流的扩大，日本留唐学者日增。他们在留唐期间与中国诗人作诗唱和，进行实际的文学交流。在史册上把留唐学者阿倍仲麻吕与李白相比，称仲麻吕为“日本的李白”。

　　阿倍仲麻吕作为遣唐留学生，深受唐玄宗之宠，改中国名晁衡。他与李白、王维等唐诗人颇有交往，李白记有“身著日本裘，昂然出风尘” 句，王维为他归国作了送别诗。当他乘船遇海难漂泊安南，传说他葬身鱼腹，李白还为他作悼诗一首《哭晁卿衡》：“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仲麻吕幸免于难，转辗折回长安，为唐玄宗挽留，他曾作诗一首：“慕义名空在，输忠孝不全。报恩无何日，归国定何年。”（《失题》）这首诗反映了诗人报恩玄宗和思念故国之情，以及忠孝不能双全的矛盾心态。他最后殁于唐土。其诗多在唐所写，见于《文苑英华》、《全唐诗》，载入日本诗集者仅《銜命使本国》一首。（叶渭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