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杯是一个故事。有了人类，就有了故事，我们之所以喜欢故事，是因为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过着默默无闻、几近绝望的生活。世界杯的最大刺激就是不可预知，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比分就是一个我们喜欢的剧情，因为我们的生活全是陈词滥调，我们的工作是有板有眼的，我们的爱情是常规的，可以类推的，我们的家庭是似曾相识的。世界杯准确地说是一个盲人摸象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观众就是那些把大象说成柱子或者墙的人。

　　世界杯不是生活，它只是生活的比喻。我们看到那些所谓的误判，所谓的冷门，所谓的悲怆或者狂喜，都是些迷雾，就像我们的生活，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头一天的误判第二天就会被揭露，就会有答案。那么我们生活中那么多的误判谁又会给答案?你伴君如伴虎地伺候了领导一辈子，退休的时候才知道你的真正价值只是领导的一个烟灰缸，这个答案让你满意吗?你的媳妇跟别人跑了，你得到的解释是说你是一个乏味的人，这个答案让你信服吗?

　　我们看世界杯，只是在通过看人物的真相来看人生的真相。马拉多纳是什么人?一个瘾君子，一个用无耻的“上帝之手”把英格兰赶回家的人，一个在光天化日枪击记者的人，一个敢骂国际足联为“黑手党”的人。同样还是这个被称作“无赖”的马拉多纳，在若干年前捐助了一个足球少年残疾的姐姐，给了这个少年一个光明的未来，这个足球少年就是今天的乌拉圭的英雄弗兰。我们看不透马拉多纳的真相，于是就将自己的不解移情于这个匪夷所思的人。通过移情，通过自己与马拉多纳这个人物之间的替代关系，我们考验并且扩展了我们的人性。世界杯所赐予我们的正是这样一种机会:去体验我们自己的生活以外的生活，置身于众多的文化和时代，在我们生存状态的各个深度，去追求、去抗争。

　　世界杯的核心问题就是有关信任的问答，比如说你会不会给我投票?你外面到底有没有人?我们大家看世界杯，实际上是求购安全感。我们喜欢世界杯，就像在追求一个深不可测的女人，这个女人高贵而神秘。我们喜欢她的冲动真实而原始，我们太孤独了，太珍惜同类的出现了。我们熬夜看球，就是像在夯实爱情的每一个细节。我们可以战胜爱情的所有困难，但是不可以战胜一个简单的问题:你真的爱我吗?我们需要世界杯安抚来自信任的恐惧。

　　不知道哪个大师说过这么一句话，世界上这么多人，无外乎有三类:第一类是誓死捍卫真善美的人，第二类是准确地与真善美擦肩而过的人，第三类是与真善美不共戴天的人，绝大多数的人是属于第二类的。我对这番话的理解是大多数人的生活态度是社会立场，而不是艺术立场。谁也不缺乏对艺术立场的认同，缺乏的是坚持。当你的朋友想听到对他那个濒临死亡婚姻的建议的时候，你用不了三秒，就会说为了孩子，凑合过吧。这就是典型的社会立场，是反人性的。它的台词是“宁拆一座庙，不拆一桩婚”。反过来你站在艺术立场上，你就会说要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人这一生就这么几十年，你别跟这个让你从生理到心里都厌恶之极的傻媳妇过一辈子。由此可见，所谓坚持艺术立场就是尊重人性，尊重人性就是尊重常识。但是尊重常识太困难了，太冒险了，所以你不得不屈服，不得不妥协。那么我们明知道什么是美好的，什么是值得珍惜的，还要与之擦肩而过，是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我们还要生存，要健康地活着，要得体地活着，要神采飞扬地活着，不要嗷嗷待哺地活着，不要被边缘化，那样我们会成为孤家寡人。于是，我们的人生就像一条狗的睡姿，蜷曲着、从来没有舒展过。然而，我们毕竟有爱的能力，毕竟对美有捕捉的能力，于是我们想起了世界杯，用它来收藏我们的艺术立场，用它照亮我们内心的黑暗。

　　中国的第一批球迷大多产生于1982年的西班牙世界杯。那时候的偶像是罗西、济科、鲁梅尼格和普拉蒂尼，他们踢着风格完全不同的足球，却被当时的国内媒体高度概括为“为国家和民族负责的人”。这个总结一点也不奇怪，因为那时候中国人心中的英雄是陈景润。28年后的今天，我们的女球迷却要为那个在奏朝鲜国歌时泪流满面的郑大世生孩子。这就是两个时代的区别，在28年前的那个时代，“责任”几乎是每个人的共识，而在今天，更多的人明白了一个道理:懂得自由的人更会负起责任。

　　世界杯的价值在于我们有机会每隔四年回望一下弯弯曲曲的背影，每隔四年我们谛听一遍那些主流话语和非主流的声音。世界杯的真正意义就在于它给了我们一颗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