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评论员姜泓冰

　　高考指挥棒不变，应试思维不改，强制后进生放弃尝试甘愿分流这一类可以提高升学率的花样，就会层出不穷。

　　“适应新课改高考需要”“为每个学生和其家庭着想”——出于这样的目的，北京昌平实验中学替自己的高三学生们制定了一套按名次分班、确定学习科目的培养方案：考进前70名的学生参加“6科生班”，成绩较差的学生则进“3科生班”，只学语数英三门主课，以便他们能集中精力地主攻专科学校。

　　学校凭什么以成绩排名为由决定毕业生的毕业方向？这样的质疑，看起来并没有引起昌平实验中学的校长和老师的警醒和反思。从报道中，仿佛都能看到他们的委屈表情：学校明明是在尽力帮学生更精准地应考，学生和家长们偏不领情，还要投诉、反对，闹到教育主管部门和媒体出面，只能说是“理解有偏差”；私下，有的老师说不定已在讽刺那些成绩平平的学生不识好歹、不切实际了。

　　“为每个学生和其家庭着想”，听起来是多么“以人为本”，多么符合“有教无类”的教育理想。然而这样堂皇的动机理由之下，学校所做的事，却是为保证升学率，单凭成绩排名为学生挂标签分类，自说自话地替学生决定哪些人有资格学习全科课程，哪些人就是读专科的材料。

　　在这个已经可以越来越多听到公民权利、社会公平、平等、自主选择等名词的时代，我们的许多教育者，偏偏毫不尊重学生的平等受教育权利和自主选择权利意识。他们一叶障目，所有视野都已被一个眼皮底下的数字——高考升学率——所遮蔽。

　　只重成绩，无视学生权利，不懂得平等尊重的例子，在眼下的国内教育界并不鲜见。昌平实验中学剥夺“后进生”们学副课权利，甚至算不得创新。为了更精准地应考，给学生们早早分出文理科，一些中高考不考或分值低的副课课时往往被任意占用或取消；或者，为了方便管理和保证安全，便要求孩子下课后也不离教室。时代早翻过了计划经济那一页，未来社会渴求着富有独特个性和创造力的新人。但高考指挥棒不变，应试思维不改，强制后进生放弃尝试甘愿分流这一类可以提高升学率的花样，就会层出不穷。

　　孩子的未来道路选择权利，更多应该属于他们自己。

　　相关报道见昨天A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