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辉文

　　在北京市政府正式宣布城区“四合二”行动同时，深圳也正式踏上“大区”之路。如果把视线稍稍前移，不难发现“大区制”早已席卷中国：上海浦东新区与南汇合并形成大浦东；天津滨海新区“吞下”塘沽区、汉沽区、大港区三区；厦门“岛内、岛外二合一”构成新大特区……（近日新华网报道）

　　北京市政府公开称，“四合二”的目的是要让北京核心城区内资源配置更为合理；而深圳方面十分强调关内关外共享特区政策优惠，更是显示了深圳新一轮发展的决心。相信这些大城市的区划调整，正在产生着良好的驱动效应，其不论是对于城市发展，还是对于民生改进都是一个绝对的利好消息。区划调整，在某种意义上讲，亦是行政体制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行政体制改革，除了淘汰劣马之外，适时进行结构和制度的变阵、整合，像田忌赛马一样，以现有的马求解破局之道，也是区划调整、机构合并本身可期的积极效应。

　　然而，大区合并不应该简单止步于办公机构的简单合并、公务人员的合署办公，更应该着力向小政府大社会的目标迈进。而适应城市转型的需要，公务员的优胜劣汰，恐怕是一个不应该回避的课题。应该指出的是，在一些区划变革中，改革的活力尚未显现，而公务员优未胜劣不汰，反而皆大欢喜普遍受益，乃是一种常见的景象。比如，以县改区为主要模式的城市化区划变革中，不仅鲜见不适应城市化发展需求的公务员被淘汰下来，而且大家都在县改区的同时，普遍尝到了级别提升的福利甘露。主要领导从县处级晋升到厅局级，中层干部从科级荣升县处级，依此类推，大家一荣俱荣，利益均沾。与此同时，公务车辆大举更新、楼堂馆所大兴土木，也不鲜见。从是次的大区改革潮流看起来，似乎级别主导正在退隐，期待公务员队伍的精简优化，也能成气候。

　　此外，小政府更应是节约型政府。在曾经的一些区划调整和机构改革中，对于原有办公机构的国有资产管理存在着不小的漏洞，以至“机构走、资产失”。希望这次的大区制改革，国有资产能得到更为妥善的运用管理。

　　大区制改革是一个征兆，表明城市区划调整正当其时，希望大区制改革担纲起小政府建设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