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7日，数十名国内外学者及文化界人士在《中国青年报》上实名发布公开信，呼吁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清华大学组织调查委员会，就汪晖涉嫌剽窃问题展开调查。

　　事件发生3个多月，汪晖和相关单位表现出了惊人的沉默。这本是一起非常简单的涉嫌学术剽窃事件，却并没有围绕是否剽窃、如何调查、如何处理这样的顺序进行下去。作为风暴的中心，汪晖选择沉默其实并非值得批评的理据，不说话，也是其权利之一。学术界本该自有其独立的净化能力。何况，汪晖也曾表态，希望能由学术界内部来解决。但沉默之下，暗流涌动，最终成为一桩“公案”，在学界内部引起了轩然大波。

　　令人诧异的是，学术界内部没有一起来解决这一事件，反倒引发了口舌之争。很好理解，汪晖身上“公案”颇多，本次涉嫌剽窃事件，再次被很多人认为是派系之争。挺汪一派尽力为汪涉嫌剽窃开脱，指责对汪的批评不善意、不宽容；相应的是，部分学者持续呼吁应尽早组织调查。是否党同伐异，是否派系争斗，和汪晖是否涉嫌剽窃，是非常清晰明了的两个问题，搅和在一起讨论，其实把涉嫌学术剽窃这个最根本的命题给模糊掉了。

　　学界有派系之争，并不罕见，任何国家学术界都存在。事实上，学术相左的派别，对对方学术上的吹毛求疵，本身也是极大的鞭策和监督。学术上的不宽容，应该被发扬光大，这其实也是学术界自我净化的推动力量之一。所以，与汪晖见地相左一方，对其的严厉批评，哪怕是别有用心，对于学术本身的净化却是有益的；同样，汪晖及其挺汪一方，大可以对倒汪一方学术上的不端行为进行揭发，而不是混淆视听从动机上怀疑别人。

　　当然，光有相互的揭发、批评，是不够的，因为学术不端最终需要裁决。这就是为什么需要独立调查委员会的原因。在学术界，也许正是因为学术造假所获得的好处，和所需要担负的风险及可能的惩戒完全不成正比，纵容了学术不端行为；不仅如此，学者和学术单位之间往往已经形成了坚实的利益共同体。本来发生剽窃造假，只是个人行为，但往往暴露之后，其所在单位不愿意主动对其惩罚。

　　这样的“宽容”，何谈学术原创能力，又如何能够办出世界一流大学？我们可以看到，严肃处理了黄禹锡的韩国首尔大学，在亚洲的大学排行榜上连连上升，甚至一度位列到东京大学之前。要相信，学术界有自我净化的能力，才能不断推陈出新，而不是剽窃不断。而这种能力的养成，关键还靠相关机构应该顺应和推动这种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