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玉芝

　　7月7日，数十名国内外学者及文化界人士在《中国青年报》上实名发布公开信，呼吁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清华大学组织调查委员会，就汪晖涉嫌剽窃问题展开调查。

　　这本是一起非常简单的涉嫌学术剽窃事件，但事件发生3个多月以来，却并没有围绕是否剽窃、如何调查、如何处理这样的顺序进行下去，反倒引发了大量的口舌之争。挺汪一派尽力为汪涉嫌剽窃开脱，指责对汪的批评不善意、不宽容，给外界制造党同伐异的印象；相应的是，部分学者持续呼吁应尽早组织调查。是否党同伐异，是否派系争斗，和汪晖是否涉嫌剽窃，是非常清晰明了的两个问题，搅和在一起讨论，其实把涉嫌学术剽窃这个最根本的命题给模糊掉了。

　　学界有派系之争并不罕见。几年前，美国也发生过“围剿乔姆斯基”事件。乔姆斯基对美国社会的批评非常严厉，这让美国保守派非常不爽，左右为难之下，想出了个点子，质疑其著作捏造事实、篡改数据。这起事件最终也没能痛快地了结，不过那些反对乔姆斯基的人，永远会对其穷追猛打，因为一旦证实其学术不端，乔姆斯基很快将从神坛上掉下来。

　　事实上，学术相左的派别，对对方学术上的吹毛求疵，本身也是极大的鞭策和监督。当然，光有相互的揭发、批评，是不够的，因为学术不端最终需要裁决，这就是为什么需要独立调查委员会的原因。而独立调查委员会的缺失，大概就是我国区别于其他国家对待学术不端最不同的地方。譬如，2006年1月发生在韩国首尔大学的黄禹锡克隆人类胚胎干细胞造假事件，黄本人因此声名狼藉，被开除职位并吊销了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执照，并且因欺诈、挪用科研资金和触犯韩国生物伦理学法案而受审。

　　在我国学术界，正是因为学术造假所获得的好处，和所需要担负的风险及可能的惩戒，完全不成正比，纵容了学术不端行为。不仅如此，学者和学术单位之间往往已经形成了坚实的利益共同体。本来发生剽窃造假，只是个人行为，但往往暴露之后，其所在单位不愿意主动对其惩罚。这样的“宽容”，何谈学术原创能力，又如何能够办出世界一流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