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学术打假斗士”方舟子与“打工皇帝”唐骏之间的学位门，你来我往，几个回合下来，最后唐骏在方舟子剥皮式的声讨之下，黯然以“不再回应”收场……而我愿意相信，方舟子本无纠缠之意，而随着网络水涨船高，先前几回合争议是其不得已为之。与此相对，唐骏的失败，或是败在“工具理性化的吊诡”之下。

　　学术打假，正义之举，本该获得一致声援。然而，为摆脱纠结于学位真假的技术理性，消弭学位门背后的论争误区或社会影响，暂且跳出事关“打工皇帝”的学位争议，静思是否值得争议，或许更有益。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学位与学识、成就之间，无必然内在逻辑，那么，学位真假之争也就成了争议异化下的名誉之争。陈寅恪先生乃国学大师、“教授中的教授”，却无一学位，这并不妨碍其学术享誉世界。陈寅恪先生的侄子曾问他：“您在国外留学十几年，为什么没有得个博士学位？”陈先生回答：“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具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这一事例说明，学位不仅与学识能力无必然关联，学位甚至可能成为一种“学识阻碍”，某种意义上确是如此。

　　再进一步说，在厘清学位、学识几个关键概念的关系之后，一再死缠学位真假之争，无疑是陷入了工具理性的泥潭。正如研习经济学一样，初学者或年青人总执拗于诸如“边际效应”，或各种工具模型的分析，把这经济学作为一种完全意义的致用之学，企图以此解决实际问题，到头来却四处碰壁。同此理，学位真假之争的背后，工具理性过于膨胀之后，势必是铸造起坚固的“理性牢笼”，令人窒息。戮力于“打工皇帝”唐骏在学位上的瑕疵，亦无益于整顿学位或学术造假的不良风气。对于一位颇有影响力的成功者来说，学位之争，又有何益？

　　更有甚者，相对工具理性而言，价值理性的缺位，却易使人们忽视当下真正的学术现状，或令人盲视真正需要学术打假的角落。工具理性失效后，折射出一种理性之殇，“假学位”后的价值意义便被无情遗忘。可以想象，满校园内，手心上的一张张博士学位，虽然通过正常渠道得来，但无多少学术价值或其含金量为零时，那应该采取何种措施呢？天下又有多少张名校的真学位，远远逊色于“打工皇帝”的手中假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