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观察家

　　新制度只是现实情况下的权宜性安排，并没有使司法机关置于超然中立的地位。

　　近日，最高检相关负责人直面“职务犯罪轻刑化”的问题，称法院对职务犯罪适用缓刑过多，有的地方检察院明知法院的判刑过轻，也不敢抗诉，甚至不想抗诉。为此，近期最高检正在酝酿出台新制度：对职务犯罪案件一审判决，由上下两级检察院同步审查。

　　最高检的数字显示，2005年至2009年6月，被判决有罪的17671名渎职侵权被告人中，宣告免予刑事处罚的9707名，宣告缓刑的5390名，合计占到85.4%。这个数字后面，是一件件让公正蒙羞的判决：2007年，常德市鼎城区两名警察因逼供致人耳聋被判缓刑；2009年，漯河市郾城区钮东升等四名警察将一名传销人员刑讯逼供致死，四人均获得缓刑……

　　官员的职务犯罪轻刑化，有着立法、司法、社会等诸多原因。从立法层面看，这源于我国法定刑幅度过大，减刑标准不规范，使得判决有了“运作空间”。比如刑法规定，贪污受贿数额在5万元至10万元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直到无期徒刑。但在实践中，很多贪官只要具备了自首、立功情节，就可减刑一档或两档，甚至适用缓刑、免刑。

　　针对这一情况，去年3月，最高法和最高检联合出台了《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对自首等做了严格规范，减小了判决的“运作空间”。当时甚至有分析人士认为，这是对职务犯罪轻刑化问题的“正面交锋”。

　　然而，上述司法解释，并未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看来问题不仅在于“死”的法律法规上，更在于“活”的司法行动受到地方利益的干扰。此次，最高检应是希望在既有制度下，引进上级检察院这股“活水”，打破目前的制度僵局。

　　而且，这种制度设计与现行法律并不冲突。

　　首先，从理论层面看，按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上级与下级人民检察院之间的关系是“监督和领导”关系，而上级与下级人民法院之间的关系是“监督和指导”。这也就是说，上级检察院可以直接领导、介入下级的工作，对一审判决同时进行审查，而不是坐等下级检察院的抗诉，更能借上级权威有效突破案件，排除地方利益的干扰，实现司法公正。

　　其次，上级检察院介入下级办案，于法有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403条规定：在抗诉期限内，上一级检察院，发现下级检察院应抗诉而未抗诉，可以指令下级抗诉。《刑事诉讼法》第205条规定，过了抗诉期之后，上级检察院认为下级法院判决有错误的，可以依“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但这种事后监督，程序复杂、时间漫长，成了“迟到的正义”。所以上下级检察院共同审查制度，是将监督行为前置，有助于司法效率的提高，且并不影响法律制衡机制。

　　不过，我们还应该注意，这个新制度只是现实情况下的权宜性安排，并没有使司法机关置于超然中立的地位。基层检察院会受制于地方利益，不敢对官员的职务犯罪动真格，那么上一级检察院又何尝不受制于地方利益？所以，这样的“权宜之计”会有效果，但能起多大效果，还有待观察。

　　□黑格二(法律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