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假皇帝”方舟子质疑“打工皇帝”唐骏学历造假，进而引发很多名人“自我人肉”，修改自己在网上的简历信息。相关网站技术人员称，两天内该网站已有多位明星修改词条，修改的内容主要是学历（7月9日《安徽商报》）。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唐骏先生是不是现代版的南郭处士？这个问题不是斯芬克斯之谜，迟早会水落石出。但这一波质疑泛起的涟漪，显然已经让“东郭处士”、“西郭处士”等越发杯弓蛇影，忙不迭拿橡皮擦自己的长鼻子。明星改学历，是个迟到的“卸妆”程序，网站比较便捷，无非是多按几次“DEL”键而已。那些幸运的没有出书的，起码也不需要惴惴不安地赶印“修订本”去了——反观之，吹牛还真不是一件低成本的事情。

　　唐骏事件中的公意，不在于对个人私隐的刨根究底，而在于对社会诚信与学历吹牛之殇的“民意过敏”。有人说，唐骏的洋学历并没有成为其兑现“打工皇帝”皇冠的硬通货，没必要深究，但问题是，若是一个人四处兜售其虚假的学历荣光，一旦被揭穿，与信用破产无异，则公众自然有理由质疑：学历之外，其言行举止真就清白如水？再说，学术是社会公器，沽名钓誉也是个系统工作，很难说得清，假学历钓不到什么或钓到了什么。更值得关注的是，这所被网友称为“野鸡大学”的美国高校，竟被揪出了一大批“博士毕业生名单”——而国内多家国企、事业单位的著名高层管理人员赫然在列。

　　唐骏事件也许只是一个开篇，如果有更多的方舟子做“导演”，学历造假也许会上演为一出惊悚大戏。没有人愿意幸灾乐祸，毕竟，这样的戏码越足，我们身处的社会就越是居心叵测，而信用自治、诚信体系就成了彼此心照不宣的脂粉功夫。仔细咂摸一下，在学历问题上，我们有时显得过于人格分裂：招生、招工、招干的时候，学历是个神圣的门槛，恨不能几步一叩首地匍匐而来，个个须成为学历的粉丝，勒紧裤带为学历而拼搏；等到学历造假的东窗事发，貌似又很是无所谓，个个去骂社会，而懒得追究造假者玷污学历圣洁的法制责任，甚至为其开脱，认为体制使然。

　　“一只蝴蝶在巴西轻拍翅膀，可以导致一个月后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但既然龙卷风来了，我们自然先去治理气象灾害，然后再去关注是哪只蝴蝶。学历造假之所以缠绵悱恻欲说还羞，固然在于学术自洁与诚信机制的缺失，恐怕也与我们动辄宏观处之、从无微观罚单的传统不无干系。学历吹牛，就是欺骗扯谎大忽悠，涉及商业欺诈、人格病态、道德危机，一旦有学历吹牛显影，社会惩戒与约制机制当凌厉启动，谴责之、责罚之、鞭笞之，而不能滥用辩证法捣糨糊。

　　我们期待真相，更期待吹牛的学历被社会所“上税”——以各色各样严苛的“吹牛税”，惩治那些在学术与学历上动辄匹诺曹化的先生小姐。

　　（江苏 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