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学术界的一件大事——“二十四史”修订又有新进展：目前各史样稿均已完成并通过专家审查，各史的点校工作正全面铺开。预计2012年，部分正史可完成点校，交付中华书局出版。

　　明天，“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第四次修纂会议在复旦大学召开并发布中期成果。自2007年“二十四史”修订正式启动以来，意在“质量把关”的修纂会议这是第一次“南下”，此前三次均在北京——一些专家认为，这是以一种特殊形式对复旦大学在这项工作中的突出贡献给予肯定：本次修订，复旦一家即承担了四部史书，工作量为全国之最；而中文系教授陈尚君及其团队负责了《旧唐书》、《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三部，肩负责任之重亦广受关注。并且，陈尚君的修订本已成为各史样稿的典范。

　　昨天，在复旦大学光华楼的一间办公室，刚从俄罗斯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返沪的陈教授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修订中廓清了一些重要史实

　　从传说中的黄帝一直写到明朝末代皇帝崇祯，“二十四史”洋洋4700万字。它使中国和中华民族成为世界上唯一拥有近四千年连贯、完整历史记载的国家和民族。

　　50年前，在毛泽东同志指示下，当时国内一批第一流的文献学家和史学家历时19年，完成了“二十四史”的点校整理工作，而中华书局版点校本“二十四史”全书出齐，花费了32年，其中《史记》已总共售出约70万套。不过，这部点校本有些“急就章”的色彩，且受时代背景影响，难免有一些学术缺憾和瑕疵。所以，需要再次修订。

　　“此次修订中，不断有惊喜出现。”陈尚君教授说，由于一些新善本的利用，原书中刊载的部分史实被证明有误，一些重要史实由此得以廓清——这意味着一些通行看法背后的历史真相被重新揭示。

　　以点校本《旧唐书》为例，其中卷一一处原文为，“乙卯，秦王世民讨刘武周，军于蒲州，为诸军声援”。但在此次修订中利用湖南图书馆藏叶石君校宋本，发现中华书局版《旧唐书》可能承袭了历代传写之误，据此这一条应被恢复为“乙卯，以讨刘武周，幸蒲州，为诸军声援。”结合上下文，“讨刘武周”的主体，其实并不是秦王李世民，而是其父李渊。

　　在重新点校《新五代史》时，也有类似的重要史实更正，甚至有一处利用北大所藏的残宋本增补了一整句。

　　新技术使工作变得便捷高效

　　修订，就像是给点校本“二十四史”做一次“全身体检”，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都被专家再次推敲。这对学者堪称“极致考验”：从搜寻多种文本，到比较、选取一个最好的底本，再到找出存疑的史实、反复斟酌，工作之繁复沉重超乎想象。

　　陈尚君说，相比前辈史学家，我们幸运地生活在一个更加昌明的时代——海内外善本的广泛调查与发现，工具书、索引的大量编纂，几十年来学术研究层出不穷的新成果，乃至复制、扫描等技术的普及，都让点校本“二十四史”的修订工作拥有了更成熟的学术条件。

　　据介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点校“二十四史”时，尽管专家们在工作条件、图书资料调拨等方面得到了国家全力支持，且关注度要远远高于现在，但限于当时的客观条件，很多海内外善本并没有得到有效利用。以影响最大的《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前四史”为例，其最初计划是向新中国成立10周年献礼，成稿较为仓促，相对而言，点校质量较为薄弱。

　　“当时，参与点校的专家有调用资料的特权，但这种特权带来的便利，远远比不上现在使用数码技术。”陈尚君说，随着技术发展而实现的古籍数码化，使专家检索资料的便捷程度大大提高，这给校史工作带来了“颠覆性”的影响。“过去要找古书中的一个人名、地名，不仅要博览群书，有博闻强记的本事，还要时时摘抄下来；现在找任何一条线索，在数码古籍库搜索就行，便捷高效。”

　　此外，最近30年来，学界在专书、史实、人事、制度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出色的研究，为修订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学术基础。因此新修订的点校本“二十四史”可望成为质量超越前人的上乘之作，以目前接近完成的《旧五代史》修订而言，校记总量较上次增加了一倍以上。

　　点校史书不同于个人著述

　　陈尚君在旧五代史研究领域出类拔萃，他的著述《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在学界赢得极高评价。但在修订点校本《旧五代史》过程中，他选择从头再来——为免受太强烈的个人先前的主观之见影响，陈尚君把这一部分的点校工作交由两位助手唐雯、仇鹿鸣博士承担，要求他们重新逐条复核所有资料，审慎取舍，而他本人负责审核定稿。“我以为这样做，才能较好把握校理旧史与个人著作的区别，保证修订原则的贯彻。”

　　个人治史的主观意见和校史所必需的客观态度，必须泾渭分明。陈尚君解释了考史和校史中学者的不同角色。就说唐代著名的玄武门之变，自陈寅恪以来，近代学者对于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有过非常精彩的研究，充分揭示了事实真相，指出李世民登基后为遮掩其杀兄逼父的情节而对历史资料作了篡改，然而，“这类带有主观推断的考证，固然是历史学家杰出的工作，但在校史过程中，恰恰是要极力避免的”。

　　本报记者樊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