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回放：

　　当得知王洛宾在北京教书，那位新疆军区首长脸色顿时大变。招待会一结束，他便拍着桌子下令：“把王洛宾给我弄回来！”

　　1953年秋天，被称为“独臂将军”的南疆军区政委左齐到乌鲁木齐开会，听说王洛宾的事情后，爱才之心大动。左齐是王洛宾的歌迷，特别喜欢那首《达坂城的姑娘》。一听到王洛宾的艰难处境，左齐想在这危难时刻助他一臂之力。可王洛宾是戴罪之人，怎么帮助他呢？左齐想起，南疆军区文工团缺少高水平的创作人员，团领导不是一直在向他吵着要求配一个会编词写曲的“秀才”吗？王洛宾可是踏破铁鞋也找不到的理想人选啊。把王洛宾带到南疆去“改造”，既能救他出苦海，又为南疆军区文工团捡到一个难得的高水平音乐家——将军不禁暗自得意。

　　左齐赶快向新疆军区打报告。新疆军区领导开始不同意，直到左齐写了一份“保证书”，这才批准他把王洛宾带到喀什“监督使用”。到了喀什，王洛宾不用再去服苦役，被安排在南疆军区文工团当音乐老师。

　　左齐采用这种方式保护王洛宾的原因只有一个：王洛宾是中国西部民歌创作中独一无二的人才，如果仅因所谓“历史问题”毁灭这样的人才，对于中国的音乐事业是无可弥补的损失。

　　在很多场合，左齐只是平淡地说：“我之所以把王洛宾搞到南疆，只有一个原因，我喜欢他那首《达坂城的姑娘》！”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左齐将军曾因“帮助反革命分子王洛宾逃脱劳动改造”，被造反派挂上大牌子游街批斗，吃了不少的苦头。

　　7年之后的1960年，王洛宾因莫须有的罪名，被打成“反革命”，判刑入狱15年。1962年，由于文工团缺少高水平的编创和教员，王洛宾被假释出狱，戴罪“工作”，除了为军区继续创作节目外，还要给文工团的演员和学员当声乐教员。

　　三年里，王洛宾一方面培养了不少学生，另一方面改编创作了《江巴拉汗》、《看火车》、《草原上的金太阳》、《赶巴扎》、《我愿变成一只百灵鸟》、《黑眼睛》等歌曲。

　　从1964年下半年起，王洛宾再次失去了自由。团里给他定了许多新规矩：每天必须向负责看管他的人早请示晚汇报；他只可以在院子里走动，不能出文工团的大门；到邮局寄信或者买东西，都要向那个看管他的人报告和请假；有人来找王洛宾，先得由那个人盘问一番；王洛宾还得定期向这个看管者写思想汇报；所有学员都不准再喊他王老师，必须叫他王洛宾或老王。

　　除了正常教学任务外，团里还安排王洛宾打扫一到三楼的男女厕所。教课的时候，王洛宾是那些年轻军人们的老师；不教课的时候，他是他们的清洁工。

　　1964年10月，有关部门下发了《关于停止演唱反革命分子王洛宾歌曲的决定》，军区文工团把所有与王洛宾有关的歌曲都从节目单中删除了。

　　王洛宾变得更沉默了，总是不声不响地干活，不再走出大门。

　　王洛宾终于无法忍受剥夺政治权利的精神折磨。1965年4月的一天中午，他设法躲开了那个看管他的人，在小儿子王海成的帮助下，推出了他的自行车，悄悄地离开了文工团大院，消失在乌鲁木齐的街头。

　　这就是当年轰动全国的“王洛宾逃跑事件”。

　　军区负责监管王洛宾的人惊惶失措，采取紧急措施，缉捕“负罪逃跑”的王洛宾。上级有关部门以为王洛宾不是“企图偷越国境”，就是“去北京告状”，向中央申诉案情。于是，兴师动众，撒开追捕“反革命逃犯王洛宾”的天罗地网。

　　所有王洛宾可能去的地方都成了重点搜查目标。

　　其实王洛宾并没有走远，一辆自行车载着他单薄虚弱的身体，驶出了监管者的视线。他的“潜逃”并没有明确的目的地，更没有“企图偷越国境”。他只是希望能呼吸一点外面的新鲜空气，获得哪怕只是几天的自由。他只是想走走，骑着那辆心爱的自行车，在新疆广阔无垠的大地上漫无边际地走走。久违了，自由。

　　自行车把渴望自由的王洛宾载到了吐鲁番火车站。他一眼就看到，站前广场橱窗玻璃上，张贴着追捕自己的通缉令。他最不该犯的错误是身上没有带粮票。那年头，没有粮票，就算有钱也吃不上饭。于是他赶紧调转头，从吐鲁番退回来，返回乌鲁木齐方向。第三天上午，又累又饿的王洛宾晕倒在达坂城街头。

　　下期预告：

　　王洛宾没敢直接回家，他悄悄来到在青海时认识的老朋友王云家。王云一听王洛宾是“逃跑”出来的，劝他赶快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