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田文生

　　近日，处死文强的消息传开，重庆市民普遍叫好。

　　“他位高权重却极度贪腐，判处死刑是罪有应得！”文强的“发迹地”——巴南区的农民李明（化名）表示，衷心拥护处死文强。

　　他称，文强在巴南工作期间，在一次下乡检查工作时与他相识，当时的文强平易近人，没有架子，见了面总客气地叫他“老李”。2005年，他被人打伤，却迟迟没得到处理，于是想找已是市公安局副局长的文强“申冤”。有人告诉他：文强变了，求他办事没钱不行。他当时半信半疑，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找来文强的电话拨打。

　　“没想到他一听是我，话都不说就挂了电话。”李明说，此后他多次拨打电话，一报上名字，文强就将电话挂了。他此时才相信“文强变了”，但没想到的是，他变得“如此的贪，如此的黑”。他说，“法院根据法律判处他死刑，现在又正式执行，这是个表态：无论什么人，即使曾是公安局副局长，只要胆敢护黑助黑，触犯刑律，都难逃法律的严惩，该处死刑还会处死刑。”

　　当年审张君时，市民陈东参加了旁听，后来审文强，陈东又参加了旁听。谈起文强被执行死刑，他心情复杂：“我以前一直觉得他贡献很大，民间传说他涉黑，我最初半信半疑，开庭时参加了旁听，听完庭审，我信了。他在成绩的光环下堕落了。他是个执法者，犯法更应依法严惩。”

　　重庆市民普遍反映，文强被处死刑，极大地震慑了犯罪分子，黑帮最大保护伞被摧毁后，涉黑犯罪少多了，以前目中无人、动辄刀棍相向的“平头帮”罕见踪影，街道上随时可见交巡警平台，感觉安全感强多了，“晚上出去也不害怕了。”市民陈女士说。

　　一位小型建筑公司老板说，过去，自己参加招标时，经常有不三不四的年轻人威胁自己退出，否则就要遭受皮肉之苦，甚至血光之灾，打黑风暴之后，这种情形几乎绝迹了。

　　权威数据证实了重庆市民的判断，据国家统计局调查，2009年，重庆市群众安全感指数达96.6％，创历史最高水平，首次超过京津沪。

　　警方有关人士透露，截至今年6月27日，重庆警方共立案侦办涉黑涉恶犯罪团伙300多个，抓获涉案人员5000多人，破获刑事案件4000多起；缴获大批非法枪支、毒品和管制刀具；查扣涉案资产数十亿元；法院一审判决黑恶团伙148个。

　　他说，通过打黑除恶，产生了三个效应：

　　一是社会治安的乘数效应。2009年打黑除恶以来，重庆主城区110报警量下降40％，刑事发案、群众集访量同比2008年明显下降。10多个省市的群众自发自费赴渝赠匾送旗。人民群众赞誉打黑除恶是“一场正义之战、一项民心工程、一个和谐之举”，是“民心所向、党心所向，大快人心”。

　　二是招商引资的磁场效应。打掉一批地下黑钱庄，切断非法放水资金链条700亿元，拉动银行贷款大幅增长；破获大批涉税案件，助推重庆税收连续6年30％高增长。吸引了惠普、富士康、英业达、广达等一批全球知名企业落户重庆，助推2009年全市GDP增长14.9％，列全国第三、西部第一；今年一季度，全市GDP同比增长19.3％，居全国第三、西部第一。助推重庆形成2000亿的出口项目，比2008年全市总和翻两番。

　　三是社会影响的名片效应。重庆被美国《时代周刊》、英国《金融时报》评为亚洲最佳投资城市第7位。中国社科院《2009年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重庆综合竞争力排名全国第六。据中国社科院资料显示，重庆司法机构的综合竞争力在全国排名第三。2009年中国十大民生决策排行榜上，“重庆打黑”名列首位。

　　他说，在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和破案打击新模式的带动下，重庆警方的破案攻坚能力大幅提升，警务生产力得到充分发挥。

　　据公安部通报，2009年，重庆市百名民警侦办刑事案件数居全国第三、直辖市第一；百名民警破获刑事案件数居全国第七、直辖市第一；百名民警提请逮捕数居全国第五、直辖市第一；百名民警查处治安案件数居全国第五、直辖市第二；万人发案率低于京津沪水平；53项考核指标中有33项排名全国前十。今年一季度，该市百名民警侦办刑事案件数、破案数、查处治安案件数、提请逮捕数4项主要指标均居直辖市第一。

　　本报重庆7月11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