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北京市副市长丁向阳(左二)来到社会组织推介展示和资源配置大会现场，“逛”起了各个摊位。通讯员 齐波 摄

　　本报讯 今年，北京市将出资1亿元，购买由北京社会组织申报的社会公益服务民生类的300个项目，每个项目将给予3万至30万的资金支持。这是北京首次将社会组织公益项目纳入统一规划，并形成“购买服务”的新模式。

　　社会公益项目摆摊展示

　　如“赶集”一般，昨日的北京会议中心9号楼大厅里支起了500余“摊位”。每个摊位展板上都标明了公益项目简介，以及目前在人力、物力、场地等方面的困难及需求。

　　这是北京社会组织公益类项目的首次集中展示。他们可以同其他社会组织、区县、街乡政府签约，达成合作意向，最终“自由结合”，形成合理的资源配置。

　　现场，社会组织的工作人员除了忙着推介自己的项目，还不忘逛逛其他的摊儿以发展“业务”。与此同时，区县、街道、乡镇也设立了“摊位”，将能够提供的社会公共服务资源张榜公示。

　　项目最高可获30万支持

　　昨日，参与展示的项目集中在扶贫救助、扶老助残、医疗卫生等10个领域，很多项目的服务对象是孤寡老人、残疾人、贫困学生、下岗职工、外来务工人员等群体。目前已经有1846个社会组织向政府申报了2706个民生类项目，

　　市民政局副局长谢延智表示，今年，市财政将通过社会建设专项资金拨款1亿元，购买300个社会组织公益服务项目，根据不同情况，给予每个项目3万至30万元不等的资金支持。这300个公益服务项目涉及“蚁族”群体贫困毕业生自强就业帮扶工程等。

　　“在确保300个项目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扩大购买范围。”谢延智说，购买服务的方式将分4种。一是全额购买，比如市民政局提出购买民办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免费向青少年和老年人开放的项目。二是购买服务成本，将成为最常见方式，指社会组织运作时已经筹到部分资金，项目又是非营利性的，政府将经过核定后购买其活动成本。

　　此外，政府还将对部分实施项目提供资助补贴、对服务民生方面实施项目最好的100家社会组织进行奖励。

　　截至下午4时，有35个社会组织项目正式签约合作，涉及资金881.6万元；158个项目达成合作意向，涉及资金819.33万元。此外，207个社会组织获得由区县、街乡等提供的活动场地和志愿者等资源支持。本组稿件采写/本报记者 温薷

　　■ 项目摘要

　　“蚁族”群体贫困毕业生自强就业帮扶工程项目 北京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会

　　北京市重性精神疾病底数现状调查 北京市社区卫生协会

　　社区机动车停车环境优化 北京市海淀区停车服务行业协会

　　居家养老助残员培训项目 北京市老年学学会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支教 农民工教育促进会

　　■ 政府回应

　　购买服务经费将纳入财政预算

　　今后将逐步提高份额；社会组织管理办法有望年内出台

　　本报讯 “我代表市政府，向社会组织表示谢意。”昨日，北京市副市长丁向阳来到社会组织推介展示和资源配置大会现场，首先对社会组织致谢。他说，在国外，社会组织的发展程度已经非常高了，“而我们才刚刚起步。”

　　此后，丁向阳和中纪委驻民政部纪检组组长曲淑辉一起“逛”起了各个摊位。“把社会组织公益项目纳入统一规划，实现政府、社会、企业、社会组织的互联，这是社会组织建设和管理史上的新尝试。”他说，北京的社会组织在应对金融危机、自然灾害、奥运等重大活动中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社会组织在公信力、动员能力、活动资金等方面都还比较有限。对此，今后政府购买服务应该成为现代政府发展的一种新趋势，“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精简政府机构，提高行政效率。”此外，今后购买服务所需的经费将纳入年度财政预算，并且将会逐步提高份额。

　　丁向阳表示，近几年，北京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社会建设，体制上建立了社工委、社会办；规划上已将社会建设纳入了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今年，北京市还将出台两个办法，一个是针对志愿者的，一个是社会组织的。”

　　■ 专家观点

　　“政府从监管社会组织到培育”

　　专家表示，政府购买服务有利于提高效率

　　昨日，就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形成的“购买服务”新模式，本报记者采访了清华大学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

　　新京报：如何看待北京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意义？

　　邓国胜：这个举措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它可以看作是政府在社会管理制度方面的创新行为。从全球范围来看，各个国家实际上都越来越倾向于采纳由政府出资购买服务、再由NGO等社会组织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形式，激活社会的活力。

　　新京报：这种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和政府自身完成服务职能相比，进步性体现在哪里？

　　邓国胜：政府直接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是比较低下的，而集结了行业、组织和专业力量的社会组织提供服务，首先有利于提高效率。而且，由于社会组织之间也存在一定竞争关系，这有利于提高服务质量，最终有助于让人民生活幸福感更强。

　　新京报：可以说，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关系上，也由此创建了一种新模式。

　　邓国胜：过去，政府对于社会组织是着重监管的，很少“培育”。而现在，可以说是培育和监管并重了。我们曾经做过一项调研，中国的社会组织资金中，只有9.8%来源于政府。和发达国家的NGO相比，这个比例是非常低的。像美国，这个比重能达到30.5%；德国更是高达6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