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楚天都市报》报道，武汉一位名叫刘成忠的私企老板，2005年受朋友怂恿吸了一次K粉，被当地警方处罚。尽管此后刘成忠远离毒品，但他几乎每次出差住宿，都会被警察找上门要求验尿，一些生意伙伴也因此拒绝和他合作。警察解释说，涉毒人员被查获后，就要录入信息系统，基层公安机关只有权录入却无权删除。

　　毒品之害人所共知，公安机关加强对涉毒人员的监管，确有必要。但是，涉毒人员，不等于曾经涉及毒品的全部人员。从禁毒工作的目标出发，需要纳入监管的涉毒人员，应包括两类，一类是正进行毒品违法犯罪的人员，另一类是虽没现行的毒品违法犯罪行为，但有足够证据或者重要迹象表明其有卷入毒品违法犯罪的人员。

　　刘成忠在好奇心态下偶尔触及了一回毒品并因此受罚，此后他认清毒品危害，并自觉远离毒品。应该说，像刘成忠这样的人，不仅是禁毒工作的良好成效的体现，也是禁毒工作的目标所在。如果以其曾经涉毒为由就将其终身“标签化”，不仅不符合禁毒的宗旨，还浪费公共信息资源，更有不尊重人权之嫌。

　　也许有人会说，涉毒行为不同于其他一般的违法犯罪行为，因为涉毒者基于生理上瘾的特性而更容易重新卷入毒品违法犯罪，所以要加强监管。这样的说法没错，但问题是，这种监管的必要性以及由此导致的监管行为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应当具备两个前提。

　　一是被监管对象本身卷入毒品违法犯罪的现实危险性。《禁毒法》规定，“公安机关可以对涉嫌吸毒的人员进行必要的检测，被检测人员应当予以配合。”这里的“涉嫌”，应当是指具有合理的怀疑或者有证据证明的嫌疑，而不仅仅是有记录在案就必须检测。

　　二是监管行为应当是符合公共秩序要求的，而不是只为了监管单位工作便利。公安机关在没有任何证据和嫌疑的情况下，仅凭信息库的登记资料，就对刘成忠进行传唤和检测，这实际上是犯了“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逻辑错误。

　　诚然，打击违法犯罪、维护公共秩序，是执法机关的职责，但无论如何，履行这一职责，都应在保护公民权利、恪守法治精神的前提之下。

　　（据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