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

　　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据其博士论文出版的著作《道德理想国的覆灭》被指抄袭，朱学勤本人第一时间回应，吁请母校复旦大学与现任教学校上海大学立即启动学术调查程序。记者获悉，7月13日，朱学勤已经向复旦大学递交了正式的调查申请。（新京报网7月13日）

　　三天前，朱学勤先生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说，“真相总有大白天下的那一天，坏事会变成好事。”（《第一财经日报》7月11日）在笔者看来，朱学勤先生的博士学位论文是否存在抄袭，尚需时日加以调查，而如果授予其博士学位的复旦大学和如今供职的上海大学能够应朱先生的调查申请，启动独立的学术调查程序，此事已然“从坏事变为好事”——不仅仅对朱先生，对中国教育界和学术界来说，都有标本意义。

　　就学术不端的处理而言，我国教育界和学术界，以至社会舆论，目前流行的方式是，每个人都来做“判官”，都对是否涉嫌抄袭、造假发表自己的意见。貌似争论热烈，却是一地鸡毛。而正常的学术不端处理，是需要学术共同体按照基本的学术规范，进行独立的调查、听证，不受政治、经济等因素影响独立做出处理意见的。因此，我关注的不是具体的学术不端事件，而关注是否有健全的程序，对学术不端事件进行符合学术规范的处理。因为只有健全的学术不端处理程序，才可能终结对学术不端当事人的质疑，同样，也只有依靠健全的程序，才会避免对学者的中伤——道理很简单，假如没有一个具有公信力的机构来最终认定是否存在学术不端，那么，任何人都可以无根据地质疑，而在质疑那一刻起，被质疑者就永远成为学术不端疑犯。

　　所以，我很赞赏朱学勤先生的做法，同时期待复旦大学和上海大学，能够做出具有开创意义的事来——本来，我是期待清华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能通过汪晖事件的调查，率先垂范的——根据朱学勤先生的申请，组织独立的调查组，调查朱学勤先生的博士学位论文是否涉嫌抄袭。不管最终的调查结果如何——是确认朱学勤先生抄袭，还是鉴定其不存在抄袭，这都可以作为今后处理类似事件的范本。不必再等这类事件出现，再先来一番媒体辩论，再来一轮正反双方的联名活动，而该出手者却一直在旁观。

　　我觉得复旦大学是有建立这样的机制的基础的。大家应该还记得，2007年12月，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曾在学校校园网的“校内公告”栏里发布通告，向全校师生通报了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对三起学术违规举报的调查审议结论和处理建议。当时舆论认为，复旦大学的学术规范委员会运作“规范”，没有闲置。

　　而就在7月12日，复旦大学有关部门在回答记者有关朱学勤先生博士论文是否存在不规范的问题时表示，“在追溯制度尚不完备的情况下，复旦大学只能依照现有制度受理学术规范申诉或举报。根据有关规定，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受理学术违规申诉或举报，必须有申诉人或举报人（最好是实名），并提交相应的申诉或举报材料。目前，我校没有接到相应的申诉或举报，暂时无法启动学术违规调查。”（《东方早报》7月13日）这表明，复旦大学的学术规范委员会在朱学勤先生提出调查申请后，将会受理申报。对于此事的进展，我们拭目以待。

　　当然，依照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的“规定”，人们可能会遗憾地发现，就是调查、处理了朱学勤先生这一事件，对于其他学术不端事件的处理，也可能没有多大借鉴意义。因为其规定是“只能依照现有制度受理学术规范申诉或举报”。这是一句很让人费解、充满歧义的话，是“只能依照现有制度”，还是“只能受理学术规范申诉或举报”？如果是后者，是不是意味着如果没人向学术规范委员会申诉或举报，学术规范委员会就不理不睬？哪怕这已在媒体和网络上热炒？——根据复旦大学有关部门的表达，意思似乎是后者，这次朱学勤先生主动去申请，如果换成其他学者，他不去申请，复旦将可能一直不介入有关争议。据此，清华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很可能难以跟着复旦大学行动，其理由可能是，汪晖自己没有提出调查申请啊!事实上，根据笔者的观察，有不少学校的学术委员会（或者学术道德委员会）就是接到申诉和举报，都不作为，而要等待学校行政领导的命令行事。

　　其实，以维护学术声誉为根本任务的学术共同体，是不应该被动地等待举报，才去进行学术不端的调查和处理的。除了可以通过正常的学术评价，发现学者存在的不端行为之外，应该视媒体的曝光、舆论的监督也是“举报”，由此主动展开调查。形象一点说，学术不端的处理，既应包含“自诉”，也应包含“公诉”，其目的在于捍卫学术作为天下公器的神圣。

　　（作者系21世纪高等教育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