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说中国现在已经形成一个网络民间，那绝不是一种夸张。

　　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今年7月5日报道，一份来自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最新报告称，中国的网民数量在2009年达到3.84亿，超过了美国和日本网民的总和。中国网民日均上网时间达到2.7小时，比美国的2.3小时还高出0.4个小时。

　　这仅仅是去年底的统计数字，有人预计，到2010年底，中国网民数量将超过4亿，加上两亿多手机用户中的许多人利用手机上网，这数字就更加庞大了。这样一个由各种网络社区组成的网络民间，它所承载和释放的民意，用“巨量”来形容恐怕都显得力所不逮。

　　因此，当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7月6日与网友在线交流时，新华网在短短的时间内，浏览直播的全球网民就超过1000多万，收到1000多条的网友提问。在网络到来之前，要与1000多万的人交流，没有任何物理空间能够容纳如此众多的人数，也没有任何传播媒介能够实现这样的即时互动。只有拆除了地理物理阻隔而无远弗届的网络，才使得如此大规模的民意采集与官民互动成为可能。

　　网络民间的力量让人恐惧，同时也让人振奋。恐惧者害怕无处不在的“网眼”窥穿他们的不轨、破绽和秘密；振奋者则发现网络民间的影响力、辐射力和穿透力，从中倾听民意，发掘智慧，传播价值观念和执政理念。汪洋正是在广东省委即将开会研讨建设广东文化强省前夕，再一次采用现场与网络双管双向的方式与民交流、听民意见。

　　在上个世纪，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就预见了“处处是中心，无处是边缘”的“地球村”即将出现。尽管他的追随者尼尔·波兹曼用“放大镜”看待电子媒介所带来的“娱乐致死”问题，但波兹曼的学生保罗·莱文森同样“爱老师更爱真理”，他用多部著作阐释了电子媒介、尤其是网络媒介的正面意义。他认为，印刷术使得人人都可自己阅读《圣经》，而不再由少数神职人员解读，这促成了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网络进一步解构了政治与文化的集中性。莱文森说：“苏格拉底幻想的文字互动性在网络环境中实现了，这就戳穿了文本的宣传烙印。宣传的兴旺依靠单向媒介，比如书籍和报纸，它们只接收信息，而不拷问信息和挑战信息。”

　　在西方，“宣传”一词具有贬义性，它意味着单向灌输和传送。互联网传播的多向性、匿名性、对信息的自选性以及入口繁多难以遮蔽，构成一个特殊语境，决定了单向“宣传”的失效，也决定了传播者时时面临着拷问和挑战。如果没有基本的常识、开放的观念、对接的语言和平和的心态，那么布满“砖头”和“水枪”的网络可能就是贸然进入者的陷阱。汪洋三度与网民交流对话，坦然接受网民的挑战，他能够从容应对，仰仗的正是他熟悉网络民情民意，娴熟运用与网络对接的基本语言和基本观念。比起一些带着官腔套话上网、经不起拷问和挑战而被网民“围殴”的官员，汪洋却得到网民的“汪帅”爱称，证明他完成了网民的“身份认证”。

　　与传统民间不同，网络民间已经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数，网民也不再是被动接受者。他们人人都有自己的“话筒”，不接受指定发言。过去来自上头的“微服私访”，在网络民间则变成了来自下层的“微服上访”。同时，网民还是网络文化的参与者、制造者和传播者。网络民间的自选文化卸载了由权力和精英主导的操控文化，审美主权随之转移，文本的制作方式和制作工艺也就随着改变。

　　到去年年底，广东省有网民4860万，数量居全国第一。这说明具有强烈草根和广场色彩的广东文化与网络文化接上了轨。这是网络问话的基础，也是网络文化的根本。现代人如果不能与网络民间实现“宽带”对接，那么无论是从政还是从文，你的传统“窄带”和有限内存将导致频频“死机”。

　　广东在探讨营建文化强省的思路时，必须深谙网络作为文化载体与媒体的双重角色作用，而且电子媒介还可能随时变出新“魔术”让人大吃一惊，进而改变整个文化的存在和传播方式。因此，为了探寻广东文化的发展路向，汪洋率先在网络民间投石问路，这不是在作秀，而是在作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