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子庆

　　前不久，义乌市200多名拥有农村户口的公务员，被市纪检委、市委组织部等部门要求从农村迁出户口、办理农转非、退出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

　　一位干部说：“不要小看了这个农村户口，它在农村涉及的经济利益十分巨大。”先贤孔子亦云：“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孔子尚愿干守门卒，可见自古以来，公职人员的社会地位、财富收入等，都是一般人所不及的。因此，不管是写实小说中的范进，还是现时庞大的公务员考试大军，人们都对公职“趋之若鹜”。

　　正因如此，义乌部分公务员违背常理，回村“当农民”，自然令世人诧异。不过，追及“当农民”的原因，大家会遗憾地发现那些公务员并没有跳出常理，就像因逐利而谋求公职一样，部分公务员“当农民”依然是“放于利而行”——捞取土地补偿款以及集体资产经营分红。或许，市场经济发展至今日，我们更该理解人的逐利性——近年来在中央一系列的强农惠农政策之下，大量社会资源投向农业农村，农民因其身份获取的实惠有目共睹。基于此，部分公职人员因利而青睐“农民”。但为什么会招致怨恨呢？很明显，部分公务员在逐利的过程中，将自己不该改变的公仆身份和形象都改变了。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公务员都是人民的公仆，其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都该是为民谋利，当然，这包含公务员自身的合法个人利益。而在义乌部分公务员“当农民”事件上，部分公务员已非公仆，而是唯私利是从，甚至反倒是与民争利。

　　当然，在质疑这些公务员角色错位之余，监管不力也令人介怀。事实上，在现行的人事管理的制度下，人的身份都是明确化的，农民、工人、干部，丝毫不模糊。这种身份的鉴定在技术上也早已臻于成熟，一个人想拥有双重身份，理论上难说得通。至于义乌部分公务员为何可以两头通吃地边做公务员边“当农民”，令人纳闷。

　　此外，令人不解的还有处理结果。对于已经查明为捞取土地补偿款而“当农民”的公务员，结果仅仅是“开除村籍”。在一个提倡法治的社会里，类似骗购经适房、骗低保的骗身份之行径，居然可以没有任何代价，实在是匪夷所思。《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很明显，部分“假农民”挖空心思、投机取巧、欺瞒大众去骗取数额较大的土地补偿款，已经符合诈骗罪的组成要件，法律为何不作为？

　　换个角度，或许，有关方面更该成全那些“农民”，取消他们的城镇户口，开除公职，让“农民”成为农民；之后能不能得到土地补偿款，按照规定严格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