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劭强（江苏高校教师）

　　日前，广东政府副秘书长杨绍森表示，组织、人事部门对干部的责任评估、考核已很健全。至于受处分干部复出的个别情况确实存在，这会根据这些干部所犯错误而定。如果判刑或“双开”肯定不会再复出；有些基层干部处分过期后，安排他们到别的部门工作，这也是给干部以出路，不违反规定。（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13版）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领导干部也是如此。失职就要问责，这是一个常识。问题是，被问责后，官员还可以正常使用吗？既然，普通人犯错都会得到改正的机会，官员犯错就不能翻身吗？显然不公平。所以，官员正常复出都是没问题的。比如行政记过、免职等处分，期满后可以正常使用。

　　但为何公众会对某些官员复出，保持一定的敏感呢？原因通常有二：一是很多不符合规定的复出，透支了制度的公信力。人们觉得所谓的问责可能只是暂时敷衍舆论，等风声过后，官员就可静悄悄地复出——哪怕时间还未到，期限还未满。二是很多看似符合规定的复出，有忽视公众感受之嫌。在公众看来，这些复出的官员是不适合再被任职的，因为其所作所为曾对社会造成严重损害，深深伤害过公众感情，损坏过官员整体形象。

　　所以，从公众的角度看，被问责的官员可以被正常使用，但前提是官员是否被彻底问责过。首先，是否实现了权责的对称？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应该受到怎样的处罚，这都应该是制度化的，并不能因为种种利益因素而出现偏差，应该做到问责面前人人平等。而且，在执行过程中必须保证问责的完整性，不能出于某些利益考量，而给出某种“优待”。其次，是否在制度中融入了民意？这里所说的民意，不是公众情绪化的反应，而是公共舆论的理性意见。

　　很多时候一些被问责的官员确实也有复出的必要，但是判断是否应该复出的标准，不是一种临时的决定，而是需要一个制度化的标尺：官员是否被问责彻底，官员是否有复出的资格。前一个是复出最基础的条件，后一个是复出应有的前提，两者的认定都应该制度化。只有当融入民意的制度认为官员可以复出时，官员复出才不至于引起公众的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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