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大多不愿再回乡务农。本版图片为资料图片(本报记者 陈远忠 摄)电话亭是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寄托所”。

　　占深圳农民工73.8%的新生代农民工有六成多希望获得有发展前景的工作。他们频繁“跳槽”寻找机会，在漂泊的生活中感叹情缘难觅。昨日，市总工会历时3个月开展的《深圳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出炉。调查显示，身处转型期的新生代农民工正经历着乡村和城市的双重冲击，很累、很烦是他们的普遍状态。他们比任何一个阶层都更为强烈地感受到社会急剧变化，种种不适应也使他们在生存上面临一系列的问题。

　　据了解，本次调查由市总工会联合深圳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所联合开展。调查选择的范围涉及深圳6个行政区和光明新区，采取区域调查和产业调查相结合的方式，根据外来劳动者的分布区域和行业特点，共抽取15个街道、167家企业进行抽样调查。调查共发出问卷5311份，回收有效问卷5000份。同时，还对30名农民工进行了深入访谈。

　　困境之1

　　薪水待遇偏低，月平均工资1838.6元

　　据市总工会负责人介绍，目前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存在工资待遇偏低的问题，这使他们面临着不少生存上的困境。调查显示，很多企业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工资，劳动者为了增加收入只有通过大量超时加班，形成了劳动者表面上主动愿意加班的现象，其实加班的根本原因就是工资太低。2010年新生代农民工即使通过加班获得的月平均工资也只有1838．6元，大约为2009年深圳市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47％。新生代农民工每月所得仅能够维持其本人最低生活水平，大多数只能精打细算、节俭度日。

　　由于待遇偏低，导致新生代农民工普遍缺乏正常的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农民工作为成年人应有独立的生活空间，但有46．8％的新生代仍然生活在集体空间内，生活空间狭小，缺少正常的社会交往和生活。混合性、生存式的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模式，使农民工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与自己的家庭生活在一起。长期出外打工，也影响了婚姻生活的稳定，有19．3％的已婚人员因打工造成了对婚姻的不利影响。在已婚有孩子的家庭中，有69．9％的孩子不能随父母一起生活，形成大量新的留守儿童。

　　参与调查的深圳大学法学院教授翟玉娟教授说，农民工在城市中工作，又不能在城市中安家居住，使他们成为一个独立的、流动的群体。他们平均1．24年回乡一次，尤其是选择春节回家，造成春运紧张、半城市化等社会问题。另一方面，正因为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生存上的压力，导致他们在价值观上更加现实，他们没有将婚姻、爱情放在人生中比较重要的位置，而是认为有钱比婚姻更重要，有地位比爱情更重要。

　　困境之2

　　受户籍制度限制，自身发展处处受困

　　市总工会负责人表示，从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通过实行户籍制度将人口划分为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两大类，成为享受不同权利、承担不同义务的社会人群。户籍制度本身并不复杂，但附加在户籍制度之上的相关社会经济政策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却错综复杂。户籍不仅决定了一个人的居住地，还决定了一个人的整个生活变迁和资源获取能力。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养老、医疗保障、子女教育、文化设施和享受社会公共服务等方面不能获得平等的权益保障，造成了他们诸多的困境。

　　首先在社会保障制度上，存在着严重的制度性断裂。现有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在户籍制度基础之上，在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方面，实行的是城镇居民与农民工不同的保险制度，在失业保险、生育保险上更是以户籍为由将农民工排斥在外。其次是他们子女教育权的不平等。现行的教育制度及教育资源分配也建立在户籍制度之上，将城镇户籍和农村户籍实行等级制，区别对待，使农民工子女难以享受到与城市户籍子女平等的受教育权。

　　此外，新生代农民工还遭遇着公共服务等权益上的不平等。如社会救济、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方面以本地户籍作为申请的基本条件，外来农民工无法分享当地经济发展成果。

　　困境之3

　　身份认同迷失，99%受访者不愿再回乡

　　身份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在现代生活生存的首要问题。农民工从乡村迁往城市，从一种生活方式转向另一种生活方式，所面对的不仅是居住环境、工作等具体的实际问题，而且还要面对身份转换和认同的问题。但新生代却在身份认同上产生了迷失，遇到了比老一代农民工更大的困惑。

　　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长时间脱离家乡的社会环境，对乡村产生了一种距离感和陌生感，有99％的人不愿将来再回乡务农。尽管很多新生代每年都回家一次，但更多的是遵守中国传统礼仪，回家多数是与父母团聚，他们对农村生活已经失去了兴趣。对他们来讲，土地不再是最后的保障，家乡也不是最终的归宿。他们希望摆脱对土地的依赖，所以对农民身份的认同变得模糊甚至不认同这一身份。新生代农民工中有60．7％希望找到一份有发展前景工作，希望找到一份收入更高工作的有48．3％，希望创业当老板的有32％。

　　翟玉娟表示，对老一代农民工而言，外出打工不过是增加家庭收入的手段，而非改变身份的途径。即使在城市中遭遇挫折或是失败，还有家庭和土地作为退路，土地为他们解除了后顾之忧、化解了外出的社会风险，所以在经济上对城市没有产生依赖，在心理上对城市没有归属感，比较认同他们的农民身份。相反，务农经历越少，对农村规则、乡土观念的认同不那么强烈的新生代，已经接受和习惯了城市的生活方式，希望在城市中生活的愿望清晰明确，但户籍却是农民。面对着既不能融入城市社会，又难以回归农村社会的现状，他们处在“农民”与“市民”之间的尴尬处境。有的新生代表示出了无奈的情绪：“城市的繁荣有我们的功劳，却没能留下我们的脚步，我们只是无奈的打工一族。”

　　困境之4

　　劳资关系失衡，没有话语权，需求被忽视

　　据调查，新生代农民工大部分直接进入了三资企业和民营企业，面对的是比较典型的市场经济下的劳资关系，严密控制的劳动过程、高强度的工作方式、低工资制度使个体劳动者处在极其弱势的地位，同时在法律上又缺乏相应的权利，不能实行市场经济下充分的劳资博弈，造成了劳资关系严重失衡的局面，形成了劳动关系领域中的一系列问题。

　　长期以来，他们的工资增长缓慢，分配结构得不到改变，工资处在低水平状态，劳动者在国民收入中分配比例呈不断下降的趋势。一方面，他们参与民主的程度低；另一方面，职业安全形势依然严峻，不少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降低生产成本，不对工人进行必要的安全培训，影响劳动者的生命安全。同时，大部分企业内部缺少畅通的沟通渠道。调查发现，很多企业忽视员工利益，员工长时期心理需求、精神需求被忽视，缺乏正常的沟通机制和舒缓渠道。

　　报告建议

　　应靠各项制度解决他们的问题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已构成农民工群体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正在向产业工人阶级转变。”市总工会的调查报告建议，政府应通过产业制度、福利制度、就业保障制度的安排，切实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和生活中的问题。

　　调查报告建议，政府应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福利待遇，改变他们的生存困境。有关部门可以通过进行最低工资立法以及加快集体谈判立法，来保障农民工的最低生活需要以及解决劳资关系和处理劳资矛盾。

　　同时，报告建议加强基层工会建设，充分发挥工会作用，改变劳资关系失衡局面。工会要大力推行集体谈判和集体协商制度，大力切实有效推行集体谈判和集体协商机制，将劳资冲突在制度框架内进行解决，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劳资冲突。

　　报告还建议广泛推行农民工积分入户制度，并扩大社会保险参保率，实行统一的医疗保险制度。在农民工子女平等受教育权、农民工公寓建设等方面，多管齐下，消除制度性障碍，给予农民工平等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