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琳

　　围绕“以善代刑”的行与不行，公共舆论的两极分化非常明显。质疑者认为“以善代刑”缺乏法律依据，检控方对起诉对象要么起诉，要么不起诉。附条件不起诉实则是滥设许可，是检察院自我扩展寻租空间，它将不可避免地带来司法腐败。

　　认同者从刑罚的目的和功能以及宣教作用，来分析“以善代刑”的好。但事实上，“以善代刑”的关键点并不在“善”，而在强制劳动。仔细分析“附条件不起诉”的逻辑，即可发现由于“行善”是“不起诉”的前提条件，如果嫌疑人不同意“行善”，则检方就会对嫌疑人提起公诉。为了让自己不“坐监”，嫌疑人只好选择让自己先“被行善”。

　　正是这种软强迫，使“行善”事实上成了一种惩罚。但在中国法定的刑罚中，并没有“强制社会服务”的位置。有“行善代刑”的支持者搬出香港地区“社会服务令”的镜鉴，试图以此证明“强制社会服务”的入刑将是刑罚发展的方向。但“社会服务令”与“附条件不起诉”有着根本的不同，“社会服务令”是一种明确的刑事责任承担方式，因此它必须由法官来颁布令状。

　　定罪和量刑专属于审判权，作为控方的检察机关只能向法院提出控诉，并请求法院依据证据和法律来认定事实，作出裁判。 “附条件不起诉”将等同于刑罚性质的“强制劳动”内嵌在起诉程序中，事实上侵犯了审判权的领地。若真有心推动“社会服务令”在内地的入法，由作为立法机关的人大，组织有包括控辩审三方代表在内的各界人士，成立专门的司改委员会来共同推动，当更合乎法治之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