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首次以白皮书的形式发布《人民法院工作年度报告(2009年)》。贵州习水公职人员嫖宿幼女案、湖北巴东邓玉娇故意杀人案等被写入工作报告中，最高法称邓玉娇故意杀人案等取得了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7月14日《京华时报》）

　　弱女子邓玉娇以涉嫌故意杀人被刑拘，终以防卫过当被免予刑事处罚，前后两项罪名殊异，整个事件大起大落，包括法学界、法律界人士呼声在内的公众舆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最高法将此案写入“白皮书”，既肯定了司法对舆论的回应——“回应了社会关切”，更是对舆论监督司法的肯定。个中意义不同寻常。

　　邓玉娇案发生和司法程序进行时，有关方面和一些专家不止一次地表示过对舆论“过度关注”的不安甚至反感，指责“舆论干预司法”，甚至担心“舆论胁迫司法”，会导致“舆论审判”。

　　舆论在此案中构没构成“干预”，我们暂且不去讨论，有一个问题则先应搞清楚：司法公正，离开了监督能不能自我实现？如果我们承认，没有监督的权力容易被滥用，任何权力都必须接受监督，那么司法权力也不例外。不但不例外，而且应是监督的重点。

　　诚然，从形式上看我们并不缺少对司法权力的监督机制，然而这些机制是不是十分有效，现实中的“司法公正”究竟如何，大家心里都该有数。拿邓玉娇案来说，没有全国公众舆论对司法的监督，结局不好设想。我不认为这就是对司法的干预，其理由，一是舆论是一种最公开的东西，正因为它公开，所以最不容易掺杂不轨和阴暗的因素，反而会抵制和挤出不轨和阴暗的东西。二是舆论无论多么强大，它都是讲理的；拿这个案子说，舆论既讲了很多法理，也讲了很多情理，更是争论了很多关于社会正义的概念。舆论、民意关注与监督的是司法的合法性；而正因为舆论的高度关注，才是确保司法免受其他权力干预，保证司法独立的有效因素。（马涤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