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某期刊称：中国人，赶时间，没有时间感的中国人被指为最着急最不耐烦的地球人。有评论说，人们的烦躁症，来自社会结构的不稳定。无论排队还是插位，都是为了确保自己不被社会抛离。“大多数人在追求快乐时急得上气不接下气，以至于和快乐擦肩而过。”生活越现代化，烦躁情绪就越重。

　　只用了100年的时间，中国人便从完成了国民性格的蜕变。相信在19世纪末，美国传教士雅瑟·亨·史密斯在《中国人的性格》大谈“要让一个中国人感到行动迅速敏捷的重要性是很困难的”一理论时，是无法预想到今天中国人能成为“最着急最不耐烦的地球人”的。更令人不解的是，我国作家张宏杰在2007写的一本书《从狼性到羊性》中还大谈“我们要学习韩国人的时间观念”，仅仅过了两三年的时光，中国人又成了其他国家民众的学习对象了。

　　虽然，有没有时间观念、做事着不着急是性格方面的双刃剑，慢有慢的稳重，快有快的效率，但作为一个群体现象或社会现象来考察，就必须从深层次的社会原因着手了。历史已经证明，从民族心理与个人性格方面去分析中国人何以成了“最着急”，注定是一个找不到真相的死胡同，那么，现实方面的民生压力与生存空间，也就成了难以逃脱的理由。一言以蔽之，因为大家都是“人在囧途”，也就成了“最着急的地球人” 。

　　其一，城市交通，阻住了我们上班的路。这是最直接的原因。中科院《2010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显示，全国有17个城市上班平均时间大于30分钟。其中北京上班平均花费的时间最长，为52分钟，更要命运的是，“地铁挤、开车堵”还阻断了其他所有的可行之路。此语境之下，相信除了让自己变成一个“最着急最不耐烦”的人，似乎也没有其他好办法。

　　其二，春运紧迫，阻住了我们回家的路。过年回家，本是人之常情，然而，交通方面的巨大压力，以及超长的耗时，却极大地压缩了春节假期的长度，坊间有语为证，“来三天，走三天，只剩了陪妈呆一天”。虽然开通了全球最快的“高铁”，可与“高铁”的速度相呼应的，还有人家的傲慢，即使“价格比飞机都贵”的骂声四起，即使史上造价最贵动车空着车厢来回跑，人家还是硬挺着不降价，不待见一回“人在囧途”的老百姓。

　　其三，房奴、卡奴、车奴、孩奴与节奴，都离不开一个“奴”字，既然是“奴隶”，就少不了生存方面的压力。跑车没有，只能用跑腿来代替；背景没有，只能用背影来感伤。万一慢下来，奖金就有可能拿不全；闹不好，还可能被老板“炒鱿鱼”——其实，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不就是一份工作嘛，可问题是，房贷得每个月都要还，孩子的奶粉还得需要花钱买，不加快速度工作，就意味着失去一切。

　　广告词说的好，人生就如一段旅程，在乎的不是目的地，而是沿途的风景。殊不知，诗意的广告词，也只能在广告和文学作品中寻找了。现实情况却是，本来就是一段“囧途”，别指望在这里面诗意大发。一定的社会存在，决定着相应的社会意识。作为一项国民性的情绪，着急与不耐烦，其实就是一份真实的民生写照——生存的空间小了，必须用速度来挽回损失。所以，别以为我们的民族性格是主动改变的，而是在逼仄的空间之内，大家伙都“被改变”了。（王传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