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郑大圣，很难免俗不问：你是黄佐临的外孙、黄蜀芹的儿子，你的电影之路受过家庭怎样的影响？

　　他听了，往沙发背上一靠，手掌在光光的脑袋上来回摩挲，若有所思。过一会儿，才“唉”了一声，坐直身体，很认真地答：“我还真不知道。”字正腔圆，抑扬顿挫。

　　我不怀疑这个答案的真诚度。18岁之前，他从没想过做电影，也没得到过家人哪怕是一点点的暗示；报考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实在是出于一个高三学生想快点摆脱高考的侥幸心理。事实上家庭背景也并没有为他的电影之路开辟捷径，他从一个不知蒙太奇为何物的学生起步，拍先锋电影，拍电视电影，游离在大众之外，以自己的方式在胶片上留下光的指纹。

　　但也许在不经意间，那种影响已经存在。小学二年级开始，他跟着爸爸去片场看人拍电影，好些场景至今记忆犹新：拍彩色版《渡江侦察记》时，看演员扮成解放军，趴在草丛里扔手榴弹，一扔大半天；看拍《难忘的战斗》，心心念念想要演员身上那把驳壳枪……他连比带划地说，辅以丰富的面部表情和各种象声词，让人感觉那个好奇的孩子还始终住在他心里。然后，是拿着上影厂给父母的招待券去看电影，《七武士》、《八又二分之一》……电影，对他而言，是青梅竹马的一个玩伴，一不留神成了爱侣。

　　上戏毕业，他在上影做了一年场记，之后去芝加哥艺术学院学先锋电影。那是他电影生涯的青春期，感兴趣的是电影还能怎么玩，无拘无束地享受。

　　此后的日子，随缘。他常把“机缘”这个词挂在嘴上——他明白，电影是多种因素周旋融通的结果，需要智慧，也需要平常心，强求不得。要说家庭影响，这大概算得上一个。回望他10年来的每一部作品，都是心里某个念想和外界某个机会的狭路相逢：他大大的脑袋里常常有各种“空想”冒出来，兴奋了，就记下来，看机缘合适，就去做。学成回国，因为没有机会，他很长时间没有拍电影，差点转行去做电脑游戏。直到2000年，他拿到电视电影剧本《阿桃》，讲两个女孩在“文革”后期结下的友谊，本子曾经在12个导演手中兜兜转转，终究没人想拍。他接下来，把它看作是自己随父母在干校生活的童年的投影，“那是我刚有记忆的时候，印象始终强烈，一直等待着梳理、倾吐和释放”。片子在当年得了上海电视节的评委会大奖，10年后的今天，在豆瓣网上仍被评为“国内最好的一部电视电影”。

　　《廉吏于成龙》是他的第一部大银幕电影，圆的是他拍戏曲片的梦。领导知道他爱戏曲，也懂，立项之后候选名单上第一个就是他。他考虑了整整一星期，答应下来，不是因为知道该怎么拍，而是因为太想尝试。历史一向是他的最爱，“我对古代的人和事好奇，去还原一个时空已经不存在的情景，很吸引我。我喜欢这样的场景——长山大水中一个穿着袍子的人在行走，喜欢描摹穿袍子的人的举止进退。”戏曲片更有一重美学的挑战吸引着他：“以前这个片种最兴旺的时候，各家老牌电影厂总请最显赫的导演和总工级别的摄影、美术、录音和剪辑搭班来拍戏曲大师，就是因为太难了。没想到现在我还能有机会拍戏曲片，这个片种都沉寂20多年了。”

　　执导世博会中国馆的主题片《和谐中国》，更是机缘巧合。他记得很清楚，去年9月11日下午，他经过领导办公室时被叫住：“干吗去？有事吗？”他没心没肺地答：“没事啊！回家呢！”领导一只手电话还没放下，另一只手对着他猛招：“快快快，来聊一下！”他一直以为自己只是帮忙做提案，没想到一个月后提案完成，当上了总导演。4个月创意，4个月拍摄，他觉得自己最大的责任，在于分寸感的拿捏：要展现一种自信下的坦然和平和，展现中国人在自己土地上正常地建设、正常地享受、正常地进步。这是他从求学芝加哥开始就萦绕心头的对中国文化的感怀，也是他从那时起就养成的习惯：有意无意总把自己的影像放到更宽阔的背景下观察和比较。他觉得，《和谐中国》这部片子，是我们“要给世人看一个怎样的中国”。

　　“拍什么样的电影，真的和机缘有关。”他感慨，每部电影都有自己的命，它们会慢慢地长成自己独有的样子。哪怕每一次开拍之前都觉得拍不了，但一旦开机，一切就会顺着某条秘密的路径走，他要做的，“只是去拍，一个镜头一个镜头，看着一部片子自己长出来”。

　　本报记者邵岭

　　上榜理由：上海世博会中国馆主题片《和谐中国》总导演，执导的戏曲片《廉吏于成龙》获第13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戏曲片奖和第2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戏曲片奖

　　问答郑大圣

　　问：过去十年最高兴的事？

　　答：能够拍成想拍的片子、排有意思的戏，能够一直在做我自以为有必要、有价值的事。

　　问：未来十年最想做什么？

　　答：继续拍片，或是排戏。要抽出更多时间阅读，纯粹是为读书而读书，信马由缰全凭兴趣的那种。这已经是个奢侈的事了，每次为做片子或做演出，只顾得上先做针对性的功课。要像以前放暑假时胡乱翻书的那种读法才好。

　　问：最想得到的支持是什么？

　　答：投资多少不是问题，最想得到的支持是：别管我怎么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