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

　　下一个五年，北京将建成怎样的城市？“十二五”规划在即，北京如何再度跨越，成为市民高度关注的话题。这也是摆在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市人大代表面前的核心课题。半年来，百余名人大代表选取城乡一体化、人口调控、垃圾处理、住房保障制度建设等六大议题，深入街乡实地调研。就在记者发稿时，一个个鲜活详实的样本、一条条客观理性的建议，正在接受最后的打磨提炼，准备提交本月底举行的市人大常委会会议。调研报告审议通过后，将报送市委、市政府，以期为十二五规划献上良策和智谋。

　　当拆迁补偿的短暂喧嚣与烟尘一同散去，延续下来的二元制坚冰依然挡在城乡之间，数十万新居民一朝离开赖以生存的土地，进城的脚步又该迈向何方？日前，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专题调研组分赴朝阳、丰台、顺义、密云、延庆五区县，到8个乡镇和13个行政村实地考察。在调研报告中，“权益”这样一个沉甸甸却又略显空泛的词一再被提起，并被具体定义为有产业、有就业、有股份，一句话：让农民带着资产进城。

　　现状

　　城乡差距仍在加大

　　774元！焦守田的目光掠过城乡收入差距的比例，定格在实际差距上——2009年，本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2008年的2.3比1缩小到1.23比1，但绝对差距还是由13978元扩大到14752元，扩大774元。作为市人大农村委员会委员、北京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原主任，焦守田为“774”加上沉重的注脚：政府投入不少，但城乡差距仍在加大！

　　回顾过去十年间，27个乡、94个村从北京版图上消失，全市农业人口减少72.9万，非农业人口增加了211.3万；未来两年，随着50个重点村城市化建设的完成，12.3万农民将融入城市。

　　焦守田认为，本轮城乡一体化首先要解决城乡差距过大的问题，进而实现农民生活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收入差距的扩大恰恰是城乡距离的拉大，“政府投入大量财力只体现在量的积累，资源和身份这两个制约城乡统筹的根本壁垒始终没有实质冰解。”

　　探析

　　土地资源依然沉睡

　　关注1：

　　宅基地法规与实际背离

　　“农民不穷，土地是农民最宝贵的发展资源。困住土地政策，也就等于困住了发展机会。”焦守田直言，城市住房是商品，而农村住宅只能自用，这是城乡差异最现实、也是最沉重的体现。

　　记者了解到，目前本市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仅为4.6%。与此相对应，调查显示本市郊区宅基地平均闲置率为20%-30%。“闲置”的真正含义是，村民本身不住，实际是出租了。农村宅基地只能贡献给农民微弱的房租，而其中最大的财产性收入，即从房屋所有权的流转和宅基地使用权的出让中获得的收入却被挡在政策红线外。焦守田坦言，郊区农村居民点逐渐成为城市社区，而宅基地政策法规和管理依然故我，与实际背离。

　　焦守田感慨地说，“其实农民是聪明且负责的经济人，他们很精明地追求着利益最大化。消除某些不必要的思想顾虑后，土地制度改革是必然趋势。”

　　在人大代表分析看来，以城市带动的农村城镇化，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具有建设周期短、面貌改善快等特点，但高风险和高成本几乎全部压在政府肩上，置身事外的农民也容易产生依赖心理。调研中，有一个纳入50个重点村建设的村支部书记为旧村拆迁做了一个48亿的大预算，当代表询问资金来源时，这位书记很坦然地说，区长和上级签了责任书，他们着急，我们不急。

　　关注2：

　　黑车背后隐藏农民失业困局

　　通州“黑车”几乎成了城市负面管理的“品牌”，但记者调查发现，在10个黑车司机中，周边拆迁农民就占了4个。城里招聘岗位动辄就要大专以上学历，于是，用占地款买车拉活儿成了村里人很普遍的选择。

　　焦守田格外重视城乡结合部黑车问题，真正让他着急的是黑车现象背后隐藏着的农民失业困局，“离开土地，相应的就业保障和培训体系缺位，缺知识少技术的失地农民，只能捡黑车这样的活计谋生。另一方面，社会对农民就业的歧视仍然存在，同样岗位城镇居民与农民工之间的工资差3倍。用人单位动辄仍以所谓的城市户口为限制。”与就业形势同样严峻的是养老制度差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办法》实施后，城乡缴费标准从960元到7420元不等，有多少农民家庭愿意出、而且出得起高标准的保费？”

　　如果社保和就业这两个关乎农民长远生计的问题不解决，可以预见的将来，曾经的农民富人将变成城市赤贫，这是焦守田最怕见到的结果。

　　样本

　　从房东向股东过渡

　　“李唐春秋”是一个画廊餐厅，很文艺的牌匾挂在古香古色的院门口，不远处是很乡土的路标：“何各庄村”。“李唐春秋”的前身是胡家大院。村民胡宗禄在院子里修了15间小房，13间出租，最大的一间每月租金120块，用老胡的话说，操心费力每月才收1500块。而这不多的房租几乎是全村301户村民共同的财路。一时间，7千多外来人口涌入，城乡结合部的脏乱差丝毫不漏地在何各庄出现。

　　不久，文化商人们敏锐地看中何各庄村比邻798的便利，渐渐汇集过来30多家画廊和创作工作室，让村子里的商气渐旺。改造大杂院，再向高端客户出租，租金就能翻好几番——很快成为乡政府和村集体的致富方向。政府和运营公司合作，租下村民的大杂院，统一改造成四合院，向外整体出租。2007年10月，胡宗禄等首批8户村民将房子租给村委会，租期10年。与此同时，村委会在村西集中建了村民公寓，以1千至3千元不等的价格租给村民。如今，老胡每年的固定租金收入接近8万，刨去房租净剩5万多。“当初没敢参加的村民看得眼都直了，2009年，一下子就签了100多户。”

　　现在的何各庄，在京城文化圈里打出了名头，50多户洋村民扎根在此，餐厅、画廊、会所与村景和谐相融。胡宗禄没离乡没离土，也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就在记者探访时，胡宗禄的身份又要变了。村委会正琢磨着改变一家一户零散出租的初级阶段，将多个宅院捆绑，出租给大型项目。村委会的想法是成立股份公司，按农民所占村集体资产比例入股，在保证现有租金政策不变的情况下，每年享受分红，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

　　也许不久的将来，何各庄将在版图上消失，但胡宗禄们并不担心，村子没了，公司还在。比起真金白银，胡宗禄们似乎更惦记“股份制”，“再多的钱总有花完的时候，我希望村里把股份制搞下去。单个老百姓根本不会投资，将集体资产入股交给专业公司运营，每年就都有进账了。”

　　展望

　　让农民带着股份进城

　　建议1：鼓励农民当股东

　　何各庄模式成功了，排除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外，政府、村民、社会力量三方合力尝试集体土地流转，实现村庄自我提升的路径确实具有启示性作用。焦守田认为，无论村庄保留或者消失，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的新型经济组织，才是保证农民长期利益的重要载体。具体而言，可在城乡一体化过程中将包括土地资源在内的集体资产作价，转化成股份分摊到每个村民，将集体资产“捆绑打包”统一由村集体运作项目，即便村子消失了，但集体资产可以保留下来发展壮大。形象地说，村长变成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村民成了股东，集体经济转化成股份制经济，村民就能从地区发展中不断获取分红，由此得到长期的利润。

　　建议2：

　　赋予农民住宅所有权

　　焦守田等人大代表坚定且乐观地希望城乡土地二元制差异，能在未来五年甚至十年内有实质性的融解。农民手中宅基地使用证书只能证明其享有宅基地的使用权，而不能明确宅基地之上的房屋所有权。房屋作为农民的最大固定资产，只有享受独立产权，“死”资产才能变成“活”资本。要保障和实现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必须打破现有政策和法律对农民宅基地和住房进行流转的限制和制约，首先明确村民房屋享有独立产权，允许村民对宅基地的使用权和房屋的所有权进行流转，进而逐步拓展到所有农村耕地、山林、建设用地与宅基地的农户使用权或经营权。

　　在人大代表的建议中，未来五年规划，还应解决农民进城的组织制度安排。在城乡一体化过程中，特别是土地变现过程中，由政府财政拿出足够的资金，保证农民一次性进入城市社保体系。在公共服务领域，采取城乡联动方式，着重缩小教育、医疗等资源的差异。

　　晨报记者 朱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