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办、国办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贯彻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意见》，规定国企发展战略、产权转移和资产调整等重大决策事项、重要人事任免事项、重大项目安排事项和大金额资金运作等事项须由领导集体决定。这是首次以中央文件形式，要求国企贯彻落实“三重一大”。

　　事实上，“三重一大”并非今日才出现的新词。早在1996年，中纪委一次全会就要求完善央企“三重一大”，防止“一把手”权力过大，独断专行。此后一些央企也建立了相关制度，但具体执行情况不得而知。随后的2008年6月，国资委亦曾在网站明确指出“三重一大”的具体所指，筑起了防范决策失误的制度堤坝，并开展了实施“三重一大”的大检查。

　　然而，看似防范得铁桶般的“三重一大”对众多国企大鳄来说，在很多时候却如同“牛栏关猫”。现今一些国企，花钱、用人、上项目、搞工程，“集体决策”屡遭个体解构，其他领导慑于一把手的权威，要么敢怒不敢言，要么“弃权媚上”，主动迎合。由此引发的权力失控、决策失误、行为失范等不胜枚举。国资委有关负责人曾披露，国际金融危机期间，68家央企涉足金融衍生产品业务浮亏114亿元。

　　此次中办、国办联合下发文件，释放出两个信号：一是国有企业在“三重一大”方面执行得并不好，近年来出现的一些国有企业腐败案（如陈同海案以及古井酒高管窝案）的问题都在于企业一把手的权力过大，须加大制度设防力度；二是将“三重一大”由“内部文件”升格为“国家条例”，表明这是一个经试点“检验”值得推广的好制度，围绕“三重一大”这个权力运行的重要源头设卡设防，是预防权力腐败的治本之策。

　　在我看来，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度须打“组合拳”。一是要将“三重一大”的内容细化、标准量化，使其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操作性，走出“说在嘴上，写在纸上，挂在墙上”的怪圈；二是要突出重点，加大对“一把手”的分权、限权力度，建立起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防止权力变质和滥用；三是组织人事部门、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和审计机关，将“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执行情况，作为对企业领导人员考查、考核的重要内容和任免以及经济责任履行情况审计评价的重要依据。四是除加强专职机关的监督外，还要充分发挥企业内部监督主体的职能作用，使财务、审计、职工代表大会等监督主体积极工作，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内部监督体系。

　　如此多管齐下，方能有效敦促国企领导班子议事有规则，决策有依据，开支有标准，在“三重一大”项目上共打“集体牌”，不唱“独角戏”，确保权力沿着民主、公开、规范的轨道正常运行，确保“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科学化、民主化，防止某些国企决策层成员主动“弃权媚上”、彼此结盟、同流合污，减少腐败发生的几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