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顺清 画

　　2009年109家绿豆企业在吉林召开市场产销研讨会。研讨会演变成一场串通涨价、哄抬绿豆价格的密谋会。17日，国家发改委提供的录音显示，一个代表呼吁其他代表不要卖绿豆，要卖也要少卖。查清事实后，吉林玉米中心批发公司等多家企业被罚50万元至100万元不等。

　　无论如何，事实俱在，109家绿豆企业集体合谋造成市场价格、试图牟取暴利的行为已暴露无疑，也成为发改委正当执法的最有利凭据。公共利益通过发改委行使职权得以彰显，来自绿豆市场价格泡沫也呈现被剔除之趋势。应当说，这是发改委首次在公众面前展现反垄断执法的完整过程，更体现了其对程序正义的尊重——举证充分、确保公众的知情权、执法有理有据，从而能获得法理与民意的双重支持。

　　不过，发改委反垄断不能止于“绿豆”。正如109家绿豆企业在借市场产销研讨会之名行市场垄断预谋之实所揭示的，某些看似被解释为“市场供需关系”的价格波动，可能蕴涵着资源控制与价格垄断的关键要素。尤其是当下泛滥性游资的客观存在，以及部分企业与资本投机气息浓厚，催化出大大小小垄断联盟以求坐地收金的概率大大提升。发改委作为反市场垄断的主要职能部门之一，对于市场上各种价格波动浪潮不可掉以轻心，要用像查处绿豆价格狂涨现象背后的垄断阴谋一样，采取法律赋予的各种调查手段还原事实真相，对于存在垄断行为的发起者依法进行惩处。

　　这恐怕正是当下市场经济与法治社会所面临的制度性尴尬，这就是反垄断委员会更多承担“务虚”功能。于是被寄予厚望的《反垄断法》执法依旧沿循行政内部管理的老路，执法部门难以走出“裁判球员一体”的根本局限。即使有间或打击绿豆价格操纵的执法行为，但更重大与深层次的结构性垄断难以破除，反垄断恐就只能止于“绿豆”这样的“软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