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了300万个就业岗位，GDP增长将在本年度达到3.2%，包括银行在内的多数大公司业绩超过市场预期——这是美国刺激经济政策出台以来所取得的成就。比照2008年时的惨状，现在的形势不知道要好多少。然而，很多美国人没这么乐观，而这些人恰好是对美国乃至全球经济决策有影响力的人。

　　7月初，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做出判断：现在处于第三次大萧条的早期阶段。著名经济学家、金融危机的成功预言者、《福布斯》撰稿人鲁比尼认为：“我们只是度过了第一阶段，最终还有可能在此次金融危机的第二阶段走向灭亡。”著名的美国量子基金合伙创办人罗杰斯认为问题远没有解决，熊市也没有结束，“这些问题将一直缠绕着我们，伤害我们。”经济学家阿瑟·拉弗干脆指出：2011年“火车就会脱轨”。

　　这种现象令人费解。为什么自由落体式的经济走向平缓后，美国经济界的神色反而越来越凝重？显然，这既不是因为就业率和股市表现不好，也不是因为政党或门派利益而党同伐异——至少这些不是全部原因。四起的唱空之声背后，反映出的是不同思潮碰撞的巨大火花。

　　金融危机爆发后，一度盛行的市场万能理论迅速销声匿迹。危机的缘起和发展过程清楚地表明，市场仍然会周期性失灵，而一旦失灵，政府干预就不可避免。事实上，美英作为自由理论的发源地，在以“变相国有化”拯救银行的行动中最为快捷。正是政府的强力干预，避免了市场崩盘。在政府权力与市场权力并行的日子里，经济学界的反思仍在持续，一直反思到了新自由主义身上。在一些人看来，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就是上层阶层得利，中下层失去保障。这特别表现在，令人诟病甚至痛恨的华尔街大佬们即使惹了祸，也可以通过“金色降落伞”、高额分红等机制确保其利益，而中下层则可能失去工作乃至栖身之所——实际上，这也的确是金融危机呈现出来的新两极分化特征。然而，当政府干预进一步深入之后，信奉自由经济传统的经济体当中的精英们开始不安，这特别表现在美国。对于新自由主义的反思和清洗，开始被对政府干预主义的反思和担忧所代替。进入7月以来，美国经济界唱空未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这股大合唱，抛开其中一些参加者可能从中谋利的企图之外，实际上旨在掀起一股新的思潮——上一次思潮针对的是新自由主义，这一次针对的是政府干预市场。从中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奥巴马在连出拯救经济、推行医改和金融监管三张牌后，支持率却不升反降。

　　政府介入在欧洲同样是常态。在债务危机冲击下，现在我们已经很难看到或听到欧洲企业界的声音。到处都是政府的声音：政府消减财政赤字、政府推动出口等等。但相对而言，政府介入没有引起太多欧洲精英的反弹，而是引起了社会普通民众的反弹。原因在于，一是消减福利所带来的损失，令普通民众比精英们更难以承受，二是欧洲对于自由经济的理解与美国有很大差异——比如欧洲国家基本没有美国那种遭人痛恨的“金色降落伞”机制。这种差异不仅是欧美企业制度和企业文化的差异，本质上还反映出社会思想的差异。正因为这种差异的客观存在，欧洲不采取“直升机撒钱”式的美国式拯救经济方法，而是纷纷勒紧肚皮。

　　未来经济是否如美国经济学家们预言的那么糟糕？谁也不知道。经济景气时期作预言和经济危机时期作预言都很容易，手势一个朝上一个朝下就行了。难的是在后危机时期。正因此，欧美经济体的经济数据往往自相矛盾，另一世界经济引擎中国的经济调控也面临两难。

　　经济走势判断不清，政策可以照持续性和灵活性的路子走，过一阶段再评估。但是，有一件事情现在就需要作判断。美国经济界唱空声四起，反映出不同思潮的剧烈碰撞，这种碰撞在中国同样存在。担心政府刺激政策下药过猛者有之，希望政府退出者有之，担心市场失去对资源和劳动力定价权的有之，希望政府包办的有之。于是，不断有人因为房子贵贱是否让市场说了算、最低工资保障是否损害竞争力等问题争吵不休。争吵各方或许均自有理，但在这些争吵的背后，反映出对于纷杂经济思潮的消化不良。这种消化不良如果再被不同利益群体所利用，呈现出来的就是经济学界的一派纷嚷和迷茫。这正是当下我们经常看到的怪现象。

　　从市场数据的角度看，毫无疑问，中国已经是市场经济大国。而从经济思想的角度看，中国还是市场经济小国。在改革开放30多年、加入世界经济分工体系10年之后，中国必须建设自己的市场思想体系。否则，面对欧美学界每一次的唱多或唱空，我们都会有些无所适从，不知道听谁的好。

　　不仅要当市场经济的好学生，还应该尝试当老师。是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