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勇鹏

　　人们常说“理解万岁”，潜台词就是理解会消除误解，而误解是造成矛盾的根源。一旦双方沟通理解，便皆大欢喜了。在国际关系里，也存在这种“理解万岁”说。国外批评之声都是由于对中国的不理解，要想改变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评论，只需要让外国更多、更客观地了解中国。这种观点在学界和民间都有市场。7月14日《环球时报》刘志勤先生的文章理性分析了误读现象，并提出应对方案。但笔者认为，误读现象本身也需要进一步反思，我们对误读的担心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由于对误读的误读。我们有必要反思以下问题：

　　问题一：误读是否必然导致冲突？文明间、国家间的误读由来已久。早期西方传教士来华时期，为了使基督教教义与中国文化对接，许多传教士都有意无意地对误读中国：许多著名的传教士都曾将大禹治水与《圣经》中的大洪水说牵强附会。近代法国大思想家伏尔泰也是基于误读而颂扬中国文明。上世纪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以误读的毛泽东思想作为反抗权威的武器。最近西方人热炒的“北京共识”也在相当程度上源于对中国的片面了解。有些误读不仅没有导致西方对中国的指责，反而为不同文明间的交流添加一抹浪漫色彩。同样，充分了解也并不必然带来认同。从国内政治学来看，“透明度”和“同意”并不能画等号；从国际政治学来看，信息的充分沟通也不必然带来认同。在误读与冲突之间寻找因果关系，显然靠不住。

　　问题二：既然误读与冲突之间的关系本身就是一个误读，那么西方舆论为何总与中国过不去？笔者近年做了一项问卷调查，其中问到“西方批评中国的原因”，只有4.8%的受访者认为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16.9%认为是“西方人对中国的误解与无知”，47.6%认为是“中国经济崛起影响到西方国家的利益”，30.6%认为这是“西方人基于自己的价值观而对中国进行的理性批评”。选择比例最高的两个原因———利益和价值观———恰恰是中外舆论和民意冲突的深层原因。此外，西方媒体吸引眼球为上的市场导向以及国内政党政治因素的影响都导致西方对中国的报道和评价多为消极负面，有的可以说是一种“有意的误读”。

　　问题三：我们还要再进一步琢磨：外国真关心中国吗？不少游历欧美的人都发现，只有少数精英人士才对国际问题，包括中国问题感兴趣。英国著名媒体研究专家斯巴克斯曾说，在英国，只有当中国发生爆炸性新闻事件时，中国才会受到关注，正所谓“1个欧洲人顶得上28个中国人，或者2个威尔士矿工顶得上1000个巴基斯坦人”。我们看到西方媒体总在骂中国，是因为我们更关心涉华报道。西方媒体的涉华报道有相当比例是消极的，但中国问题在西方媒体关注中只占极小部分。因而，我们担心误读会导致中外冲突，似乎找错了方向。

　　但是，破解“误读论”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要别人的了解、理解。随着中国国力的复兴，我们当然要重视自身的国际形象、举世评价。衣着光鲜未必人人爱，但蓬头垢面一定惹人嫌。可方法却不是像祥林嫂一样强拉着别人倾诉，因为这样未必会带来好感。一方面练好内功，“内圣外王”，另一方面也要明白这个客观现实———迎接我们的不可能都是鲜花和掌声。面对指责和批评，保持一种雍容平和的心态，对于一个复兴的大国实在重要。▲（作者是《国际社会科学杂志》副主编。）

　　（《环球时报》2010年07月15日 第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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