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胡军

　　他，

　　一位普通农民工

　　因患尿毒症

　　十年间两度换肾

　　他，

　　一位“好心老板”

　　十年来资助不辍

　　连张欠条都没要

　　悟语

　　如果遇人不淑，谁来嘘寒问暖？

　　不知从何时起，人们一谈起“私企老板”，便会不由自主地联想起关于这个角色的一切负面事件，比如“开腔验肺”、“讨薪跳楼”、“血汗工厂”……如何“让新生代农民工实现体面劳动和有尊严地生活”———成为国家关注的课题。

　　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最新调查报告，全国农民外出流动就业人数已达1.2亿，其中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约1亿，占城镇就业人员近40%。但农民工作为劳动力市场重要参与者的合法权益一直得不到有效保障。

　　在此背景下，刘锦成的善举被一再“放大”，他不仅被誉为“为富有仁”的典范，更成为万千农民工眼中的“仗义老板”。关注刘锦成，更关键的是捕捉他的“高处不胜寒”：“仅靠某一个企业、某一个老板一时的善心，不足以让员工实现体面劳动和有尊严地生活，更不足以构建长久和谐的劳资关系。”

　　言下之意很清晰：单靠政府力不从心，单凭老板的良知和爱心也不靠谱，目前农民工自发维权的收效更是非常有限。怎样才能“长久和谐”？

　　这其中有一个问题似乎一直被忽略：工会组织在民营、私营企业中的涣散和缺失。

　　工会作为工人自愿结合的组织，能够起到聚合单个、零散的工人，形成组织化的力量，打破强弱悬殊的博弈格局，提升农民工自我维权能力的作用。但目前全国1.2亿农民工中，进入工会的比率仅为13.8%。据悉，今年全国将有600万农民工加入工会组织，但愿这种变化能让他们在提高工资报酬、改善劳动环境、争取医疗保障、确保子女受教育权、获得城市居住权等方面有所助益。

　　只有当涂纪文这样的工人遇到困难、迈不过那道坎的时候，不再庆幸自己遇到了一个好老板，而是感激有制度、有组织保障权益，才能有“长久的和谐”。

　　广州番禺区大石镇会江村。

　　广州明珠星集团并不显眼，只是三栋十分常见的厂房。但最近半个月来，这里不时出现扛着摄像机的记者。就连在工厂门口搭客的摩托仔，也主动向记者“报料”：“这家工厂里有位好心老板。”

　　10年前，湖北农民涂纪文在这里打工时， 被确诊身患尿毒症，“好心老板”刘锦成花20多万元助其换肾。病愈后，刘锦成再次接收涂纪文到厂里打工。今年4月，涂纪文肾功能再次衰竭，刘锦成再次拿出近10万元无私相助。

　　刘锦成的善举经武汉一家媒体报道后，成为广泛关注的焦点，各地媒体接踵而至，这些地方都有明珠星集团的子公司，媒体都很关心：在当地投资设厂的大老板，是怎样一位善长仁翁？

　　救人

　　一命

　　“算上十年前做手术、十年间吃的药，加上这次看病的钱，老板一共为我花了五十多万元。这些钱他知道我一辈子都还不起，连借条都没让我们签一个。”

　　十年前的一天，涂纪文突然感到不适，医院确诊为尿毒症，必须马上换肾，否则会有生命危险。

　　然而，换肾所需的高昂费用，让涂纪文夫妻几乎绝望；即使不换肾，每月七八千元的血液透析开销，也是这个民工家庭无法承担的。

　　不甘听天由命的涂纪文回到厂里，鼓起勇气找到老板刘锦成。“本想我只是个普通民工，跟老板非亲非故，他不可能借钱给我，没想到，老板当即拿出5000元钱，让我去医院检查。”

　　让涂纪文感动万分的是，之后，刘锦成不仅承担了换肾手术的20多万元，涂纪文病愈后，尽管身体已无法适应原先的保安工作，但刘锦成仍然接收他到厂里打工，并十分照顾———每天只让他工作6小时，工资照发，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为涂纪文报销每月药费。

　　今年4月，涂纪文的身体再次出现不适，医生检查发现，他之前移植的肾脏功能已经衰竭，必须重新换肾。走投无路的涂纪文夫妻只好再次向刘锦成求助。

　　此时，身家已过亿的刘锦成，依然如十年前一样，不仅出资送涂纪文回湖北治疗，还联系了最好的医院。目前，涂纪文匹配的肾源找到了，即将进行第二次换肾手术。

　　日前，在武汉协和医院泌尿科病房，涂纪文告诉羊城晚报记者：“算上十年前做手术、十年间吃的药，加上这次看病的钱，老板一共为我花了50多万元。这些钱他知道我一辈子都还不起，连借条都没让我们签一个。” “算我命好，遇上这么好的老板！” 他还告诉记者，并非老板对他独爱，目前，他们厂还有三名员工得了重病，都得到了老板无私帮助。

　　在协和医院，等待手术的涂纪文让一位东北病友很是羡慕，“民工两次换肾，老板全额报销，真有这等好事？”，他悄悄给《武汉晚报》打了一个电话，两天后，“大义老板救助民工”的故事传播开来。

　　面对突然而至的长枪短炮，刘锦成还略显不自然，话也说得很“老套”：“我只是一个普通人，只是做了一件理所当然的事，不要过于拔高我。” 网络上对他的评价几乎是众口一词的“仁义”，甚至有人给他冠以“仗义哥”的称号。不过，一些网友发表了不同意见：“有什么可赞扬的呢，不要忘了，他的钱就是这些民工用血汗换来的，帮也是理所应当的。”

　　也有人质疑：刘锦成和涂纪文同为湖北监利老乡，涂在异乡为刘锦成打工，一朝有难， 刘锦成出手相济，也是人之常情，并非感天动地的壮举。

　　知恩

　　图报

　　所有员工跟刘锦成一起没日没夜地干……五个月的任务一个半月完成了。“我当时就想，以后赚到钱，一定要报答我的员工，没有他们，就没有我的现在。”

　　在跟刘锦成面对面时，记者抛出了这个问题：你两次出手帮助涂纪文，是乡情还是责任？

　　刘锦成先给记者讲了一个故事：1994年，创业刚刚1年，厂里员工才十几个人，有一次好不容易接到一个大单，交货期限非常短。单子接下后，所有员工跟刘锦成一起没日没夜地干，实在撑不住了倒地就睡，五个月的任务一个半月就完成了，“我当时就想，以后赚到钱，一定要报答我的员工，没有他们，就没有我的现在。”

　　“十年前，我帮助老涂，也许有‘家长式的责任感’在其中，毕竟他们是跟我出来打工的家乡人，但现在，我的企业员工从十几人增加到几千人，我对所有员工都是一样，谁需要帮助，我都会帮的。变成‘老板责任感’了。”

　　刘锦成掏几十万元为员工换肾的事，也引来“蝴蝶效应”：一些身体本来就有病的湖北老乡也投奔刘锦成，还拼命加班，熬到病发了，就向刘锦成讨医疗费。 对于这一类人，刘锦成表示理解，也同样出手相助：“现在社会对穷人不公平，能帮还是帮，而且他们的病多数是花几万元就能治好，这对我来说并非难事。”

　　不过，武汉大学法学科班出身的刘锦成也有原则：除了患重病或者没钱念书的之外，那些想让他资助做生意、高消费的人，一律吃了“闭门羹”。

　　在刘锦成身上，有很多耀眼的光环：1999年度番禺区劳动模范、2002年度番禺区第五届十大杰出青年、2003年广州市十佳青年、广州市第十届政协委员，团中央全国优秀青年兴业领路人、中国西部大开发经济顾问。

　　在业界，刘锦成还有“隐形冠军”之称，明珠星集团旗下拥有众多子公司，其中包括国内最大的钟表生产企业，石英钟产量占到全球总量的两成，年销售额数亿元，而他投资的一间北京的科技公司已经上市。

　　相比耀眼的光环，刘锦成的低调却令记者大感意外。他的办公室就在厂房楼上，面积不大，是十年前的老旧木质装修，没有任何奢华的东西，连节能灯泡坏了几个都未及更换，似乎“配不上”过亿身家。

　　刘锦成说，“我出身贫寒，父母都是农民，年幼时自己念书亲戚朋友也帮过我。”如今他的企业中，超过七成是湖北老乡，大多是投奔他来的。

　　高处

　　之寒

　　“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是全社会的责任，不能靠某一个企业、某一个老板一时的善心来完成。”

　　刘锦成资助涂纪文一事，稍有资历的员工都知道，而且大家都习以为常：“这种事在我们这里经常发生，只不过涂纪文时间比较久一点。”4年前，员工王瑞清不幸患上了肝癌，无法继续工作。刘锦成让他回家休养，每月工资照发，前后还捐助了30余万元医疗费用。

　　记者翻阅厂办报纸时发现：从2001年至2009年间，几乎每年都会有员工因病因伤发生意外，导致生活、治病困难；每一次，上至总裁、总经理，下至一线流水工人，有的捐几千元，有的捐几元，汇成了如潮爱心。

　　2002年9月，17岁女工姜江在大石镇会江村被摩托车撞倒，脑颅骨裂，昏睡一周仍然不醒，每天治疗费约两三千元，公司为其捐款3万多元；

　　2006年6月，仓库管理员陈华兵体检发现患上尿毒症后期。刘锦成个人捐助4万余元，几千名员工爱心捐助4万多元，陈华兵换肾成功，重获生命；

　　2009年年底，生产部员工许金洲，因身体不适请假回家治病。在途中他病情突发，不治身亡，留下近10万元的债务。公司共募集捐助近2万元，交给了许的家人。

　　老板仗义助人好是好事，也有“负作用”， 该公司行政部长王小跃对此感慨良多：有人知道这里有个好老板，就写信来求助，有的说自己得了重病没钱治，有的说孩子考上大学没钱读。对这类人，刘锦成表示理解，也同样出手相助。

　　自称“儒商”的刘锦成，用“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来阐述自己的理念：“对员工好，员工能帮企业成功；对员工不好，员工也可以让企业倒闭！”刘锦成同时也觉得：“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是全社会的责任，不能靠某一个企业、某一个老板一时的善心来完成。”刘锦成说：“我们厂包吃包住，给工人的平均工资比广州市划定的最低工资保障线要高出30%，在大石镇绝对属于前列；该为员工交的社会保险、医疗保险，我们一分钱都不会少。”

　　据了解，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强对外来务工人员的权益保障力度，广州劳动部门规定：只要连续有3名员工向劳动部门投诉，所属企业就会遭到调查，一经查实就会面临处罚。而在这种背景下的现实状况是：“大多数老板能做到遵纪守法已经不错了，能像刘锦成这样想、这样做的，非常‘另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