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文化强省建设

　　系列评论

　　文化只能比慢功而不是比快。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说：“文化的事情，不是急功近利，而要着眼长远发展。”这话对于广东尤其具有针对性的现实意义。广东市场经济发达，同样的价值评判标准也往往自觉不自觉地被用于文化活动上，评价文化人的标准，最终也都要落实到挣钱的能力上，落实到对市场规则的迎合能力和交际能力。在成本计算的框架内，任何慢性的靠气质温润养成的文化行为，只会遭人嘲笑。

　　没有一流的文化品牌和文化人才，谈不上文化强省。能不能生产出一批一流的文化产品，拥有一流的文化人才，就是检验我们文化强省建设成效的重要指标。

　　广东文化产业总量居首，占全国1/5，但若论文化品牌与人才，不可讳言还有相当的差距。

　　在《瞭望东方周刊》2009中国城市软实力排名中，前10名依次是北京、上海、成都、杭州、苏州、西安、长沙、青岛、昆明、天津，广东无一城市入选。真正能在全国叫得响的文学作品没有，文化产品特别是品牌产品还太少，文化大家也似乎还只能数出那几位仅有的老前辈，中青年人才则呈现“只输出，不回流”的现象，继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广东流行音乐人才选择集体“北漂”，近几年，文艺界人才再次出现集中出走，学者张柠、单世联、任剑涛，美术家王璜生，网络作家慕容雪村，等等。

　　人才的流动已是社会常态，离开的原因也不会是单一的，但对于正在建设文化强省的广东来说，就需要更大更不寻常的努力，需要改变此前数十年的发展方式，因而不能不对此有足够的警醒、反思。在反思中前行，创造性地挖掘岭南文化的传统与资源，改善广东的文化土壤与氛围，形成足够的文化吸引力，使优秀的人才能够走进来、留得住。

　　广东人一向重实干，主张“多干少说”甚至“只干不说”，这种“务实”很容易出现一种偏向：抓好经济就好，文化只是虚的，于是文化活动相对单一，文化氛围相对淡薄，文人圈子小，纯学术交流少。这样的文化氛围，常常让很多身处其中的外来文化人感到孤独、失落，找不到归属感。《荀子·劝学》里说：“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君子的交游一定要接近贤士，如果贤士不多，人文环境不好，做学问就会很孤独，这应该是广东文化环境的一个短板。著名数学家丘成桐教授也一向重视科研环境的气氛和大的文化背景，他曾说：“历史上未曾出现过一个大科学家在没有文化的背景里，能够创造伟大发明的例子。”自然科学如此，遑论人文科学。

　　文化创造不同于物质生产，它具有非计划性、非规范性的特征，很难制定具体的时间表，譬如多少年建成文化强省之类，也很难靠某个领导、大师的挂帅牵头一蹴而就，文化只能比慢功而不是比快。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说：“文化的事情，不是急功近利，而要着眼长远发展。”这话对于广东尤其具有针对性的现实意义。广东市场经济发达，同样的价值评判标准也往往自觉不自觉地被用于文化活动上，评价文化人的标准，最终也都要落实到挣钱的能力上，落实到对市场规则的迎合能力和交际能力。在成本计算的框架内，任何慢性的靠气质温润养成的文化行为，只会遭人嘲笑。

　　面对人们对人才外流的担忧，汪洋幽默地回应：“等他成大师了，再挖回来”。这是足够的自信。无须过于介怀，重要的还是建设好广东自身的文化环境。有了碧梧枝，不怕引不来金凤凰。如果我们可以为每一个在广东工作过的文化人留下一份好心情，留下他们创作生涯里的广州脚印，珍惜他们与广东的每一段情缘，即使只是短暂的，那么他们就算暂时离开了，“穿堂”而过，他们依然会对广东心存一份初恋般的情感，即使未成正果，依然终生缱绻，无论走到哪里，都是广东文化的眷恋者而非抱怨者。

　　文化氛围的营造不单纯在文人的圈子，更在于全民文化素质的提升，因此，欲文化强省，必先教育强省。教育和社会文化是互为因果的，我们看到，广东决定在政府的推动下，开展“国民艺术教育普及活动”，引导市民的文化消费，致力将文化理念渗透到人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去。优秀的作品应该成为公共资源，让一切人有机会享受到，良好的教育不能被某些人霸占，应该是开放的平等的，人人有机会接触更好的文化。高品位的文化设施，也理当让一切人有机会流连徜徉于其中，而不能只供部分人专享。

　　博物馆免费开放，已经迈出了文化大众化的第一步，那么，音乐厅、歌剧院呢？接下来的路还很漫长，很艰难。十多年前的北京万圣书园，只要凭学生证就可以每月前去免费领取一册《读书》杂志，一家小小的民营书店尚可以有此文化良心，政府无疑更大有作为。文化领域的以人为本，就是要把文化普及和文化消费置于文化投入的首要位置。只有加大对公共文化设施的投入，让市民享受文化发展的成果，才是文化强省建设的民生福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