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时下我市上下正在深化文明城市建设。按照部署，这是一场“持久战”，我们一定不能满足于一时的成绩，要立足于长远。立足于长远，就要在长远机制上下工夫，管理部门如此，市民也一样。如何才是长远，如何才能够立足长远，立足长远的方式、途径是什么？为此，我们约请部分作者发表各自的见解，刊登出来，算是“抛砖引玉”，以期引起进一步的讨论。

　　文明教育不能弱化

　　闻涛

　　让广大市民自觉远离不文明现象，应当说，这是城乡环境综合治理的最理想状态。而要让广大市民“自觉”，笔者以为，除通过规制的力量使之“习惯成自然”外，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教育、引导。事实上，现实生活中一些人之所以忍不住“丢一点”、“吐一点”，也正是因为我们的文明教育没能持之以恒，文明引导有所弱化。

　　比如家庭教育。确实，在当今社会，孩子就是每个家庭的掌上明珠；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几乎每个家长的心愿，因此，从小家长们就非常重视对孩子个人素质的培养——对人要有礼貌，垃圾不能乱扔，饭前要洗手，等等。但是，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课业负担的增加，作为家长，我们的“工作重心”是不是又自觉不自觉地向着学习倾斜，而忽视、弱化了文明教育呢？

　　比如学校教育。尽管素质教育我们已经喊了很多年，作为学校、作为老师，其实也希望广大学生能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但在高考等“指挥棒”的驱使下，我们的大部分精力是不是也主要放在了学生对知识的汲取上？学生时期是孩子们人生观、价值观成型的关键时期，这个时候，如果文明教育被忽视、被弱化，加之成人世界一些不文明现象的反向示范作用，在他们心里又怎能不形成一些错误的想法——“丢一点”、“吐一点”无所谓？

　　比如社会教育。对于走入社会的成年人，我们的文明教育、引导又是否真的到位了呢？对于文明的教育与引导，我们又有没有这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的事的错误想法？要知道，“文明是航行而非港湾，是运动而非状态。”或许，我们昨天还习以为常的行为，今天就已经走向了文明的反面。例如垃圾露天堆肥，这在过去农村是积极的行为，但当我们成为新市民后，就多少有些不太合适了。而要让我们的文明素养与城市文明保持同步，就离不开文明的继续再教育。

　　总之，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是教育有机组成的三个方面，相互作用、缺一不可。任何一个方面的缺失或者弱化，对于我们城市整体文明水准的进步与提升，都是极为不利的。文明教育持之以恒，文明水准才能不断提升。三角形是最稳定的结构，我们的文明教育也需要“三驾马车”，并驾齐驱。

　　要有“管闲事”的勇气

　　白石

　　深化文明城市建设、除陋习、树新风，毫无疑问，需要有关部门的认真执法与引导，从而让个别不文明者不敢或者不再乱扔、乱吐、乱丢。但实事求是地讲，以有限的城市管理执法力量，要想达到整座城市不文明现象的完全杜绝，似乎也有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意味。

　　但是，如果我们人人都是“城管队员”呢？也即，如果我们每一个市民都勇敢地站出来，对个别存在的不文明现象说“不”呢？这固然在一些人眼里是“管闲事”，但我以为，这却是维护和保持我们干净、整洁、有序的城乡环境的行之有效的办法。比如在北京、在上海等，正是因为有着一群群活跃在大街小巷的大爷、大妈，制止不文明行为、“管闲事”，才有了它们更加整洁于其他城市的环境。

　　其实，“管闲事”、制止不文明行为，不仅是在为我们整个城市的文明水准做“加法”。一个又一个不文明行为被文明的举动所取代，日积月累，加起来就是城市文明水准的大提升。而且，这也有利于对我们城市的不文明现象做“减法”。对乱扔、乱吐等行为保持沉默，就是对不文明现象的纵容。这样，将很容易给人以暗示：在这里，不文明行为是可以被容忍、被接受的，从而引发更多的不文明现象，形成恶性循环。而“管闲事”、制止不文明行为，则正是打破这种可能产生的恶性循环的必要措施。

　　当然，这也有一个前提，就是人们对文明行为的普遍认同和对不文明行为的一致鄙视。这既包括个别不文明者自身要有这样的是非判断，也需要周围的人有这样的共同认识。否则，如果行为人或者周围的人不以某行为为耻，那么，即使再怎么“管闲事”，那也是没有效果的，甚至有反被“嘘”的可能。

　　这也需要一种勇气。对于城乡环境综合治理中的一些不文明现象，我们不能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了。对不文明行为的“不爽”，请大声地说出来。要知道，纵容不文明行为的发生，就是对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的破坏……

　　总之，干净、整洁、有序的城乡环境，对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而言，意义不言而喻。所以，再掀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新高潮，这固然需要每一个市民都自觉地文明起来，不乱扔、不乱吐、不乱丢。但同时，也希望我们每一个市民都能勇敢地站出来，“管点闲事”——制止不文明行为的发生。这样，才有利于我们整座城市文明水准的提升！

　　敬畏规则才会井然有序

　　江南

　　说到东西方个人文明差异的原因时，一些人认为，外国人那么懂文明，是因为他们有敬畏，不少人是基督徒，有信仰就有敬畏。中国人没有敬畏，所以无所顾忌。这样的话，有一定道理，但也不全对。在契约思想深入人心的西方，更多人敬畏的是规则，而不是神。中国人往往敬畏权威，但却漠视规则。

　　有个很典型的故事。1764年的一个深夜，一场大火烧毁了哈佛的图书馆，很多珍贵的古书毁于一炬，让人痛心疾首。突发的火灾却把一名普通学生推到了特殊位置，他在经历痛苦的思想斗争后，终于作出了一个勇敢的选择。原来在此之前，他违反图书馆纪律，悄悄把哈佛牧师捐赠的一本书带出了馆外。一场大火使这本书成了稀世珍本。这位学生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敲开了校长办公室的门，说明理由后郑重地将书还给了学校。校长先是表示感激，并对学生的勇气和诚实予以了褒奖，然后执行校规将他开除。赏罚分明，一点也不拖泥带水。

　　对此，很多人表示不解，但是校长不作解释，他只亮出哈佛的理念：让校规看守哈佛，比用其他东西看守哈佛更安全有效。

　　有序的文明社会，必须有各种规则来保证。国人对规则往往没有尊重的习惯。从最简单的“排队”这一社会规则看，中国人的表现可以说是最差的。不管是在银行、医院，还是车站、机场，总有人“插队”，大家喜欢“挤挤”一堂，“乱”中取栗，在很多人心目中，不排队或者插队不但不觉得羞耻，反而是“能干”、“机灵”的体现。前几天在电视里看到交警当场抓住随手扔垃圾的司机，进行现场处罚时，那位漂亮的女司机居然还是一脸的灿烂！看看我们的邻居日本，无论在地铁还是公交车上，大家都是按照次序上下，井然、和谐、安详。有人为了考验德国人的守规则，分别在两个电话亭上贴了“男”、“女”标志，结果是德国人果然按照电话亭上的标志男女各就各位，就算一边排着长队，另一边的电话亭空着，也没有人会打破这一规则……高贵与粗鄙，在规则面前表现得淋漓尽致。

　　任何一种精彩的规则，无不体现“公平地制约”。违反规则者能够受到相应的制裁——此为公平；掌握权力者无法公为私用——此亦为公平，只有这样的规则才能真正担负起赋予它的使命。

　　一个现代的城市一定是井然有序的城市，只有人人敬畏规则，这个城市才会更加文明，更加井然有序。敬畏所有光明正大的规则，就是尊重公平、效率，就是尊重我们自己。

　　建立城市主人翁精神

　　刘铮

　　通俗点说，所谓主人翁精神，就是一种荣誉感和责任心。我们要继续深化文明城市建设，就须得每个市民都把这座城市当成自己的家，对这座城市建立一种主人翁精神。

　　主人翁精神是一个既简单又深刻的概念。简单，在于其含义的浅显易懂；深刻，在于其必须深植内心。主人翁精神一旦建立，就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财富。从国家层面而言，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只有把自己视为国家的主人，才会对这个国家有一种使命般的责任感；从企业层面而言，员工对企业具有“主人翁般的责任感”已成为大多数企业核心价值观的头条。比如日本松下集团的理念就是，“松下，不是一个人的松下，是全体松下员工的松下”，以此理念为核心的企业文化树立起员工的主人翁精神，从而造就了松下、也造就了日本企业的神话。从城市层面而言，如果每个市民将自己生活的城市当作自己的家一般来建设，来维护，那么，“家”的舒适与美好就将遍布城市的每个角落。

　　曾经有这样一件事：公共汽车上，一位乘客将手中的烟头悄悄踩在脚下，却被一直密切关注他的售票员觑了个正着。只见售票员霎时满脸气得通红，大声嚷了起来：“窗子开那么大你不扔，车里这么干净你要扔，你抬个手就这么费事？”一番指责理直气壮，但这“理”端的好歪。对自己工作的十米车厢，这位售票员很有责任感，但可惜她把这种责任感只局限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却把自己生活于斯、工作于斯的城市空间摒除在外。可怕的是，如此荒诞的逻辑却有着强大的生命力，那种“家里脱鞋，屋外堆垃圾”的现象与此不正是异曲同工？可见，一些不文明现象之所以除而不尽，死而又生，正是源于市民主人翁精神的缺乏。

　　责任是高级生物存在于社会的身份的本能义务，作为一个合格的市民，责任心则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美德。一座城市的建设有缺陷，可以完善；一个城市的管理有漏洞，可以弥补；但如果一座城市的市民缺乏主人翁精神，势必难于主动承担对于城市的责任与义务，又何谈“市兴我荣，市难我忧”？当然，成都人对成都的热爱，给许多人都留下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大地震时成都人那种“万众一心，城在我在”的精神，更是可歌可泣。然而，责任感的体现，不应只在危机之时。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成都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移民之城。不论是新市民，还是老市民，不论是原住民，还是新移民，只要生活在这座城市，只要“来了就不愿离开”这座城市，就理应对成都的美好有着一份责任的担当。

　　追求有品位的“安逸”

　　文今

　　“成都是一座让人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这是一个已经深入人心的判断。随着这个判断被广为流传的，还有一个成都“本土”词汇——“安逸”。

　　“安逸”，是成都人对自己生活的这座城市最简洁也最贴切的一种形容，然而，作为成都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安逸”的内涵界定清楚。成都的“安逸”，不仅在于便利、舒适，更在于是在一种良好的公共秩序中享受便利、舒适；成都的“安逸”，不仅在于丰富的细节，更在于细节中发散的品位、魅力与亲和力；成都的“安逸”，不仅在于悠闲，更在于诗意的栖居。

　　所以，成都之所以让人“不愿离开”，是因其服务的周到而带来的人们身体的舒适，是因其氛围的平和而带来的人们心境的放松。请注意，是“放松”，而不是“放纵”。 然而，我们对这样一种场景不会陌生：身边的一些朋友，从外省市或国外公干回来后，便会如“大赦”一般，忙不迭掏出手机广发“英雄帖”，于是大家邀邀约约，三五成群，茶馆里一坐，二郎腿一翘，盖碗茶一摆。喉咙清一清，香烟发一圈，然后感慨油然而生：哎，走这么多地方，还是成都最“安逸”。这句感慨，不吝对成都这座城市独特魅力的赞美，然而，如果这个“安逸”仅只是喉咙清了张口一吐，烟抽完了随地一丢，那这个“安逸”的层次未免太低了。如果成都的“安逸”不过是让人们可以多一些对自我的放纵，大家都习惯成自然地乱扔、乱吐，那么，成都这所谓 “天府之国”，不过也就一“尘俗之地”罢了。这样的“安逸”，有何骄傲可言？

　　成都未来发展的目标是要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与此一脉相承、相得益彰的，是成都作为休闲城市的发展。休闲，是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一种高级形态，城市进入休闲时代不仅事关我国经济的转型，也促进百姓生活方式的转变。今年4月，中国首套休闲城市评价标准体系在成都诞生，这套体系包括环境休闲力、基础休闲力、核心休闲力三大内容，而在环境休闲力和核心休闲力两项中，市民素质都占据重要地位，可以说，一座城市的休闲形态，需要其市民素质做支撑。所以，我们追求的“安逸”应该是现代的，是具有世界普适意义的，即带有一种人们普遍向往的含义。放眼望世界，欧洲的田园城市伦敦，其市民的绅士风度已是天下闻名；而亚洲的田园城市新加坡，其对市容的严格管理想必大家也不陌生。

　　因此，“安逸”之于成都，应该是一种和谐优雅的气质和风尚，润物于无声，传递着一座城市高度文明的生活态度。

　　不文明现象是社会转型障碍

　　九木

　　目前全市上下正在深化文明城市建设，经过治理，全市随地吐痰、行人违章、汽车闯红灯、车辆乱停乱放、在公共场合抽烟、随手扔垃圾的现象大为减少，成效有目共睹。但是，茶余饭后，还是有不少人对政府大张旗鼓的治理有看法，有人认为，从“创卫”到创建文明城市到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再到深化文明城市建设，十余年来，我们下了不少工夫，短期效果好，长期效果差。如果持续下这么大力气治理，不免“大动干戈”、或者“事倍功半”。这样的观点虽然是少数，可是也有一定代表性，有必要给予澄清。

　　其实，任何一个城市并不希望在这些方面投入过多的人、财、物，但客观上，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管理也要求随之提高。经济发展了，人民安居乐业，追求“体面”的天性便会更充分地展现出来。虽然经济发达水平与文明素质的高低不是绝对的正比关系，但是良好的经济基础有利于文明行为的养成是大家的共识。中国有句老话，“仓廪实而知礼节”，就是这个意思。

　　问题是，中国社会处在剧烈的变化中，转型是最大的特征。经济形态的转变必然导致是非、价值、道德等意识形态随之转变。而重构这些内容，不是像经济转型那么简单，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在和平年代，包括道德在内的上层建筑变革往往滞后于经济基础的变革，这是一个历史发展的共同现象。在这样的历史阶段内，不少市民常常缺少社会责任感，同时社会约束力也显得很单薄。加上，目前社会对公德的认同度不高、缺少统一有效的评价体系（比如吐痰被罚后的耻辱感不强等）。因此，法的尊严在从众、侥幸心理下往往受到亵渎。在香港，随地吐痰最高可能被罚5000元港币；新加坡，同样的行为则可能被鞭刑“伺候”。成都人对这些“严管重罚”的城市颇能理解，但一旦自己被管被罚便觉得不可思议。

　　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再加上各种文化交融碰撞，给人们的生活观念、价值观念带来巨大冲击。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就肩负着引导约束城市中成员的行为的任务，重塑与转型社会相适应的公共道德就是重要的内容。而且，重塑之后还要尽可能多地获得公众的认同，以形成约束力。道德的约束力看似温和，实则巨大，因为它几乎无处不在。以乱扔、乱吐等为最典型代表的不文明现象，有时候，它很可能甚至成为一种“破窗效应”式的障碍，所以必须花力气剔除。

　　简而言之，在“肚皮”饱了之后，要讲究的是“脸皮”。尊崇生命、尊崇体面是人的一种天性，而这种体面包括形象、修养、情调、身份，这种尊崇的过程实质上就会自觉不自觉地规范自己的行为。作为城市管理的所有措施，就是让这样的行为早点到来，早点内化为个人习惯。从这个角度去解读我们当下对深化文明城市建设，你就会发现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