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惠州市龙门县1100多名各级领导干部现场练习“廉洁自律保健操”，以自问自答的方式回答心灵的拷问。在7月18日的启动仪式上，惠州市委常委、纪委书记李松说：“世界上最难管的人是自己，管好自己靠自律，不能仅仅依赖他律。”（《羊城晚报》7月19日）

　　上千人集中起来现场练习“廉洁自律保健操”，为的是在思想源头上做好自我防范腐败的准备。对此，笔者想说，什么时候我们的防范腐败准备工作，能够从个体的思想约束层面，上升到普遍的权力制约层面，防腐反腐工作也就真正让人放心了。

　　当前，我们很多地方的防腐工作，往往停留在刺激思想、触动心灵之上，廉政短信、清廉家书、配偶反腐、参观监狱……莫不如此。这种不断奉劝领导干部不要乱收钱的做法，总是伴随着公众称之为作秀的质疑声。究其原因，在于这类做法的“表演意义”大于实质意义——除了告诉外界自己已经做了防腐工作外，余下的一切都属于想象空间范畴内的东西。

　　不消说，“廉洁操”并不比组织参观监狱之类的做法更高明，它依然是一场“初级防腐秀”。这是因为，这类做法没有触及更深层次的问题——在防腐工作上，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领导干部的自身思想问题这么简单，而是权力的使用不规范、不透明，加之监督不到位，导致了腐败的成本太低，最终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于是出现了前腐后继的现象。

　　在古代，文官大抵都是读圣贤书长大的，而且是读圣贤书之中的佼佼者，可以说，他们都做了十多年甚至数十年的“廉洁自律保健操”，可是，他们中清官固然有，贪官也不少，圣贤书能解决这个问题么？在贪腐成风的明清两代，没有人把问题归结为官员读圣贤书太少，大家只会说，这是当年权力失控、制衡失却、整肃不当所致。

　　道理是明摆着的，有人给官员送钱，这不仅仅是官员收还是不收的问题，更是人家为何要给官员送钱的问题。这中间的奥妙，防腐反腐的机构和人员恐怕并非不懂，但他们的措施，却总是不愿意从实质上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而是不断一幕幕上演自己试图把个体的思想装进笼子里，这当然就是在做给别人看了。

　　该做“廉洁操”的，主要是权力而非个人。有关方面好好设计一套“权力廉洁操”，切实推行开来，比任何“初级防腐秀”都强。（李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