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王普 实习生 高金花

　　7月20日，对广州私营老板高德良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30年前今天，他在广州文明路搭起街边档，卖起“周生记”太爷鸡，成为广州第一代个体户。

　　高德良，1949年生于香港一位地下工作者家庭。改革开放前30年，他当过知青、做过工人。改革开放后30年，他是第一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个体户，第一位被美国《时代》周刊誉为中国改革之典型新闻人物的个体户……

　　回顾花甲人生，高德良感慨万分：“凡事要以平常心对待，宠辱皆忘。”

　　从商

　　羊城第一代个体户惊动国务院

　　位于广州文明路39号的太爷鸡总店门前，车水马龙，人来人往。30年前，高德良从这里起步，30年后他的“总部”，甚至加工场仍设在文明路的骑楼上。

　　如今的高德良更像是一位邻家老伯，他递给羊城晚报记者两张名片。两张名片讲述了两种人生。第一张名片上写着，香港太爷鸡（姑苏）周生记有限公司董事长；广州周生记太爷鸡总经理。

　　30年前小青工“被下海”

　　30年前他又为什么砸掉铁饭碗，下海做个体户。他透露，原来，他当时是“被下海”。

　　他进锅炉厂当工人，因为经常超额完成任务，常被表扬。在一次评选积极分子中，他获得高票，但没有评上积极分子。

　　不久，厂里要提拔一批工人“以工代干”，但有干部反映高德良有“个人英雄主义”，就这样他又被刷了下来。他一气之下，决定不干了。“我记得那是1980年的4月21日上午10点。”

　　干点什么好呢？高德良想到继承祖业。高德良的外曾祖父周桂生，江苏武进人，清末在广州花县当“县太爷”。清朝灭亡后，周桂生在广州卖起了烧鸡。他把广东卤水鸡用江苏熏制方法加工，口味独特，得名“太爷鸡”，这块牌子新中国成立前在广东和香港都有一定的名气。高德良自小随外婆长大，在外婆的指导下，他将“太爷鸡”的制作工艺和程序都精准掌握。

　　1980年7月20日，一块“周生记太爷鸡”的招牌挂在文明路一间岗亭般大小的路边档上，高德良的个体经营历史从这时开始。三十而立，那一年，他31岁。一个月后，他清点账户，竟有8000元营业额，纯利润3000元！

　　“上书”中央一炮而红

　　太爷鸡店开业两个月时间，高德良发现问题了。周生记太爷鸡店开业不久就因为生意好，雇了六个帮工，刚好突破了政策上限，结果被社会上指责为“资本家剥削”。当时政府对个体户征的税也很重，街道又要收取占营业额3%的管理费，个体户们普遍感到多做不如少做。

　　1980年11月，他为了解决个体户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和前途问题上书中央。高德良在报告里慷慨直言自己的苦处:“以前是个体户，只能容纳家庭成员。如要扩大必须增加人手，但一增加人手，就是‘雇工’了。个体工商业者的地位也发生质的变化。算不算‘资本家’？是‘红色’还是‘灰色’？法律上能不能保证‘他’的地位？”

　　不到10天的时间，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何建章亲笔回信说，“你提出了一些值得研究和急需解决的一些理论问题和政策性问题，我们决定把你的报告印发有关领导部门和同志研究参考。”来信还说：“对于周生记太爷鸡，我主张允许试验”。

　　果然，当时的国务院领导接到信后，在1981年1月即作了批示，并把他的信转回了广州，引起了广东省、广州市领导的重视。广州市的有关部门对“太爷鸡”的经营情况作了专门调查。终于，政府部门决定通过试验的形式，着手研究该如何解决这些在实际操作中所遇到的问题。

　　1981年7月，《羊城晚报》在头版对高德良和他那份上书中央的举动做了大篇幅的报道。一时间，高德良成为街头巷尾热议的人物。几年后，国家实施允许个体经营者贷款的政策，高德良成为了最先获得贷款的受益者，太爷鸡的经营得以扩大。

　　从政

　　政协委员为民请命敢于“放炮”

　　高德良的第二张名片密集地印着：广州市政协委员、越秀区政协委员、广州市归国华侨联合会顾问、越秀区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广州市工商业联合会常务理事、越秀区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等7个头衔，让本来小小的一方纸片显得有些拥挤。

　　“明星委员”不时“放炮”

　　1985年3月，凭借着在商界的名气，他在仕途迈出了第一步———当上东山区政协常委。当年7月30日，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与经商时“小心为上”的相反，在政界里他每次语出惊人，时不时“放炮”。每年广州政协会议期间，“明星委员”高德良一直成为媒体追逐的对象。

　　2009年金融危机，各级已明确要紧缩行政会议开支、办公经费。十一届广州市政协三次会议上在白云会议中心召开，委员们全部入住酒店。高德良在会上放了一“炮”———他拒领酒店房卡，批评大会没带头压缩开支。今年的广州“两会”，便不再安排代表委员住宿。

　　今年广州两会期间，他又痛批某些官员在官场上“不敢讲真话、讲狠话，而是到临退休时，才敢讲真话”。

　　记者追问：“广州商人向来不喜从政，从政者则偏向中庸哲学。你为何如此钟爱从政，且锋芒毕露？”

　　他说：“我本来就想当官的嘛，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年轻时，理想是想当广州市委书记。就算我赚了几百万、几千万也没有办法更好地去报效祖国。当市委书记可以为市民做很多事。”

　　高德良认为从商与从政并不矛盾———从商是为了生存，从政是为了为民请命。

　　高德良认为真理是要去追求的，不要怕暴露自己的缺点，要讲真话。 “起码跟我做朋友，你不用防我，可以跟我深交。很多人喜欢我，也有很多人不喜欢我，很正常啊，关公也有死对头。不要太在乎别人对你的看法”。

　　人生哲学：认真对待每一天

　　生活中的高德良热心公益，他说自己的人生观就是享受人生、服务社会、造福后人。至今，已向社会捐款300多万元。

　　高德良认为，人生可贵，活着就要认真对待每一天，不能随随便便。“睡一个晚上少一个晚上，吃一顿少一顿。”他掐着手指向记者计算起来，“一个人就算是活到百岁，也无非只有三万多个夜晚。一天三顿饭，也就十万多顿饭，所以我认认真真对待每一顿饭，睡好每一个晚上。”

　　高德良还对记者称平时喜欢看巴尔扎克、鲁迅等的著作。他认为要丰富自己一定要多看书，与书为友，因为书本是“永远不会欺骗人的朋友”。30来他一直坚持每天看《羊城晚报》等七八份报纸、杂志，他称这样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敏锐的触角”。

　　“宠辱皆忘”四个大字挂在高德良办公室中。他认为做人就应该保持这个心态，重要的是健康快乐的活着。他说：“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不管人生中曾经经历了多少辉煌或是多少坎坷，这些都会过去的。”

　　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广州第一代个体户、私营老板叱咤风云、好不风流，到如今或荣休；或转行；或出国；或沉沦。精神矍铄的高德良仍活跃于政商两界，且乐此不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