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末，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辞官去职，出任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此举引爆了沉寂多年的一个话题，使得主动辞官者重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改革开放之风松动了私营经济的土壤，由此催生了第一代辞官下海的弄潮儿。这一风潮持续十数年，在90年代初和2000年前后又形成两次爆发，形成中国官员的三次下海潮。

　　第三波下海潮更为彻底。投身其中的官员不少身居要职，他们选择辞职或提前退休。这批官员数量众多，他们大多投身于非公企业。由于市场多年的发育，他们面临的竞争和挑战无疑比前辈大得多。

　　辞官者低调不愿多言谈

　　据悉，不少第三代辞官下海者对媒体讳莫如深。

　　被称为中国税务系统迄今下海最高官的百大集团董事长徐刚接到《瞭望东方周刊》的采访邀请时表示，一般情况下，他并不愿意接受采访。网上关于他的信息多为他参加活动与会议的消息，最多是在会议场合被记者“抓到”回答几个问题，但一般只涉及业务，而不涉及他本人。因此，辞官八年，公众对他知之甚少。

　　2005年，程光辞去上海市虹口区区长一职，并在两天后加盟印尼富豪林绍良旗下的三林集团，任中国区总裁。弃官从商后，这位新总裁也同样十分低调。他的秘书告诉记者，程光从商后从没有接受过采访。

　　原沈阳市商业局局长鹿璐辞官一事也曾轰动一时。同样地，自从她2004年离开沈阳市商业局担任大连大商集团沈阳地区集团总裁以来，也极少面对大众媒体。

　　鹿璐曾表示“这只是一份平常的选择，希望大家能以平常心对待。”此后再未做过更多解释。

　　不愿过多暴露自己的信息，成为辞官下海者的一个共同特性。

　　放下铁饭碗跳槽成常态

　　在辞官下海者中，吴敏一显得与众不同。对于辞官的原因，他表述得颇为直白。

　　2003年，温州市两会后，身为温州市副市长的吴敏一选择离开官位，去温州人的企业红蜻蜓任职。这位在温州从政多年的官员口碑颇佳，其能力和素质广被认可。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凭吴敏一的能力和政绩，他在仕途上还会向上走，他的下海绝不是“干不下去”了。

　　不过，估计他自己也没有想到，相比仕途，下海之路却显得颇为曲折。辞官之后的两年间，吴敏一先后换了4个“东家”——吴敏一先是在上海担任红蜻蜓新筹建的惠利玛零售连锁公司的老总。不到3个月，他便黯然离开。之后，吴敏一来到第二个“东家”—— 上海东畅网络通信服务公司。

　　2004年，加盟吉利集团。同年11月，吴敏一再次跳槽，前往哈尔滨秋林集团担任总裁。

　　据透露，吴敏一的商路颇为艰难，不仅太太跟他离婚了，且收入水平也不太稳定。

　　真正留“深海”依然是少数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下海官员中，刘知行是少有的能够“经营属于自己企业”的人，只是他的比诺阳光目前还籍籍无名。

　　而刘从梦曾经是第三代下海官员中的佼佼者，尽管如今的他已经失去了昔日的荣光。

　　刘从梦下海之前担任农业部国际合作司司长。1998年，52岁的刘从梦加入格林柯尔集团。2001年，格林柯尔斥资5.6亿元，收购了时为中国冰箱产业四巨头之一的广东科龙电器20.6%的股权，而科龙也成为格林柯尔集团发展的灵魂。

　　当时代表格林柯尔洽谈收购科龙一事的正是刘从梦。2001年末他加入科龙，次年1月30日出任总裁，可谓一帆风顺，在第三代下海官员中一时无两。

　　2005年，证监会立案调查格林柯尔，格林柯尔集团随即轰然倒塌。刘从梦从科龙全身而退。之后，淡出公众视野。

　　值得注意的是，当年这些进入民营企业的下海代表，不少人又回到了国有资本的怀抱。

　　事实上，经过一番市场的洗礼，真正留在民营经济“深海”中的官员依然是少数。

　　融入民企难多数被“淹没”

　　大浪淘沙。相关人士称，除了媒体还在关注的个别人，与他同时代的官员下海后大多数都被“淹没”了。

　　这位人士认为，下海官员和民营企业家这两个群体之间并没有形成认同：一方面，他们这批下海官员得不到民营企业家的信任，另一方面，双方的出身差别造成了两个群体的隔阂。“毕竟从小苦出来的老板和我们这些从机关下来的不同，文化背景、出身、思考习惯都有区别。这种情况下，两个人是会有冲突的。”

　　“下海官员很难融入民营企业家这个圈子。”这位人士说。

　　近年来的另一个趋势是，辞官下海的官员越来越鲜见，尤其是集中的官员下海潮几乎绝迹。这位人士说。据瞭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