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出现的关于统计数据的争议提醒我们，对IEA和中国政府的职能部门而言，相互间如何良性配合，依然是一个挑战。

　　近日，国外主流媒体比较详尽地报道了国际能源署公布的统计数据：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以油当量为计算单位，2009年中国消费了22.52亿吨能源，较美国（21.70亿吨）高出约4%。

　　顾名思义，“油当量”系将所有形式的能源形式（包括石油、煤炭、天然气、核电以及水力发电等再生资源），按燃烧石油所产生的热值为标准进行换算，得出一个总量；描绘的是一个地区的总体能源消费图景。

　　根据媒体的描述，一百多年来，美国一直是全球最大的总体能源消费国。十年前，中国总体能源消费仅是美国的一半。中国能源消费的增长速度，从此可见一斑。

　　有趣的是，国外媒体也报道了中国国家能源局新闻发言人随即针对国际能源署所发布数据所表达的保留意见。据称，中国的总体能源消费被高估了；国际能源署并不了解中国在节能减排及发展新能源方面的努力。总之，国际能源署的数据可以作为参考，但并不十分可信。

　　怎样看待这个“纠偏”举动？

　　就统计方法而言，“油当量”、“煤当量”是通用的也是常用的能源统计工具。在中国的石油和化工行业，同样概念的另一个名称是“标准油”、“标准煤”。

　　如果双方在方法层面并无争议，余下的便基本上是一个技术层面的努力而已。

　　那么，有关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变化，这是不是发生在中国政府职能部门以及国际经济组织之间，围绕中国某个经济领域的状况，展开的又一场数据可靠性的竞赛？

　　众多的国际组织，以及政策或学术机构（国内的和国外的），就中国某一领域的数据“打架”，早已不足为奇。而且，这种竞争是一个相互检验、相互促进的过程，其结果是良性的，值得欢迎。

　　可惜的是，笔者近几年学术研究过程中所了解到的情况是，在中国的能源政策讨论圈，关于国际能源署，存在一个沉重的顾虑：它能为我国的能源安全做什么贡献？它想做什么贡献？

　　的确，在国际能源署（另一种常用的翻译名称是“国际能源机构”，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IEA）于1974年诞生后的头二十年，它的宗旨和活动范围与中国互不相干。虽然建国以来能源长期是严重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性行业之一，中国选择了向世界银行等融资机构贷款从事能源和交通建设，而不是向IEA寻求决策咨询。到了1994年，中国变成了石油净进口国，也没有寻求加入IEA， 后者被看作是“富国俱乐部”。

　　也就是在1994年前后，IEA开始寻求与中国政府的职能部门交往。从零星的新闻报道看，几十年来，IEA与中国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互动，客气一点地说，是受外交礼仪的制约比较严重 （即：所接触的政府部门以及人员面特别狭窄）。直白一点，可以说， IEA没能让更广泛的中国政府部门了解它到底在做点什么，没有回答好中国为什么要配合它的工作这个问题。

　　跨国能源流动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在中国的国际问题观察者中，不知IEA是何物，但深信“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这个说法的，大有人在。据称，这是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对媒体所说的话。而恰恰是在基辛格的任下，IEA得以创建。

　　尽管近年来几个IEA主要成员国的外交官们通过媒体表述希望劝中国加入IEA，所给的理由包括这个组织越来越重视中国在全球能源合作中的地位；需要中国帮助稳定石油市场，等等。但是，还是没有回答好，除了建立石油储备以外，中国这个非西方俱乐部国家，能从IEA那里获得什么利益。毕竟，对中国而言，通过参与一个国际组织而巩固国际地位，早就不足以成为外交决策的动因了。

　　提高中国的能源消费效益，有利于中国，符合IEA成立的宗旨和继续努力的方向。这是一个基本价值判断。而要做到这一点，增强基础数据层面的相互认同，是有效途径之一。这一次出现的关于统计数据的争议提醒我们，对IEA和中国政府的职能部门而言，相互间如何良性配合，依然是一个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