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宇宽

　　我在《东方早报》发表了一篇与张维迎教授商榷的文章，受到了陈蓉霞教授的反驳（见7月20日《东方早报》）。陈教授的观点又引起了我一些新的思考。她认为，张维迎说给他十个亿他可以考虑写一本反对他自己信仰的书，那是一种坦诚的表现。这我不反对，但对这样的坦诚，我不会像陈教授那样“肃然起敬”。

　　我和陈教授的分歧之一在于，我认为，对一个知识分子，尤其是一个教书育人的教授来讲，说自己相信的话应该是职业底线。对于这样的底线，除了有更有说服力的理由，比如说在陈教授熟悉的“那个时代”，有人拿枪顶着你脑袋，逼你说违心的话，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原谅甚至同情一个知识分子说违心的话。而张维迎现在这种情况，是没有理由为了十个亿出卖自己信仰的。

　　陈教授认为我这是一种道德高调，但我并不觉得这个调子很高，相反，这应是一个健康社会的常识。在温饱和安全都不能保障的情况下，出卖肉体和良知的例子有很多，那是值得同情的。在生活已很优越的情况下，人应该追求的是尊严，这是人和动物有区别的地方。

　　在关乎尊严和人格的底线问题上，我们应该普及什么是对的事情、什么是错的事情的界限。一个教授可不可以出卖自己的信念？答案是不能。如果诱惑很大呢？比如给他十个亿，答案还是不能。这不算高调。

　　我和陈教授的第二个分歧，在于对职业概念的理解。在西方，有一些职业被特别强调是体面的职业（decent job），比如说大学教授、法官、牧师、高级公务员。这些职业保障了从业者衣食无忧，也对他们比对普通人提出了更高的道德要求。他们相当于中国传统所说的“士”。一个美国的大法官如果对媒体说，“假如有人给我十个亿，我也许可以考虑做个枉法的判决。”他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就表示他没有做大法官的资格。

　　张维迎教授自称把市场当做上帝一样，而且愿意做市场的传教士。这在我看来倒比较像是高调，你唱了高调，别人才用这个标准来要求你。你随便找一个最贫困的山区的传教士，问他，“给你十个亿，你写本书骂耶稣怎么样？”他会怎么回答？这是对他人格的侮辱。而张维迎为什么要自己侮辱自己呢？

　　陈蓉霞教授提醒我们：“有过那么一个时代，当时假话成风，‘崇高泛滥’，同时虚伪无耻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在我看来，“那个时代”对我们民族真正的心灵伤害，是让很多人直到今天还不敢承认，这个世界上有真正值得我们相信和坚守的东西。这才是真让我担心的地方，我们并没有真正远离“那个时代”。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