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英媒体人

　　李梓新

　　撒切尔夫人当年的政策，是将国有企业、住房等进行私有化。而卡梅伦的这一计划，是想将公共服务社会化、慈善化。

　　我第一次见到60岁的盖尔·恩格特夫人，是在今年5月6日，英国大选日那天。在我家附近北伦敦马斯维尔小山图书馆的门口，还有点寒冷的清晨7点钟，我看到她披上了冬天的大衣站在已经临时改为投票站的图书馆门口，记录着每个前来投票的选民的编号。

　　那一天是地方议员和国会议员放在一起选举的日子。这样的安排是为了彼此提高两项选举的投票率。恩格特站在投票站门口，既是为了帮她所属的自由民主党争取更多选民，也是为自己连任马斯维尔地区议员而拉票。

　　地方议员4年竞选一次。恩格特是在4年前当选的。而她的丈夫，马丁·牛顿，已经在相邻的一个街区佛蒂斯格林当地方议员26年了。夫妇俩平时在这个地区经营一间艺术设计公司。

　　当地方议员是不拿工资的，只有每月约1000英镑的补贴——大概是半份社会平均工资。所以这个工作特别适合私营业主、退休的资深人士、家庭主妇或者社区的政治活跃分子。典型的地方议员通常是上了年纪的中产阶级白人男士。但现在，也有一些年轻力量加了进来，他们把当地方议员作为向威斯敏斯特议会进发的第一步——大约有40%的工党和20%的保守党国会议员有当过地方议员的经验。

　　每个街区通常有3个地方议员，他们构成一个类似中国街道管委会的组织，在英国的政治架构里，这就是最低一级的政治机构了。他们和所属地区的其他各街道地方议员，根据地区大小规模在30-100人不等，加起来组成一个委员会，就构成了这个地区的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的领导人由这个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选举产生。在伦敦的各大区之中，这种模式最为通行。

　　地方议员的职责，是每周举行一次居民见面会。有问题要求助或者申诉的居民，可以到议员的办公点去“就诊”。地区委员会每月举行一次例会，讨论地区的各项事宜。如果你不加以注意，你很难意识到他们的存在。

　　在西方国家中，英国属于对地方放权最少的一类。国家掌握了立法、财政以及教育、卫生等公共行业的决定权。留给地方政府框架里可供发挥的余地不大。一个地方政府要兴建学校、医院等计划需要得到国家一级的批复。同时，中央对划拨到地方的资金支出有具体的去向和限额，如果有违背行为则会取消支持。这与美国各州可以制定自己的法律相去甚远。

　　支持者认为国家的集权有利于提高全社会的效率。而反对者认为地方组织活力受困于这些过度集权，人民对政治的参与热情受阻。最近的历届地方议员选举，投票率都维持在40%左右的低迷状态。选民日常感觉到的是无处不在的国家议题，电视里谈的都是整个英国的问题，出现的也都是威斯敏斯特的议员们，而地方议员的作用通常被忽略了。

　　在竞选中就提出增加地方权力的现任首相大卫·卡梅伦决心改变这种情况。本周，他提出了他的“大社会”计划，声称要将国家的权力从威斯敏斯特的精英们交到街道上的普通人手中。他的计划是让人们对地方财政有更多的决定权，鼓励地方居民经营酒吧等商业设施，同时鼓励招募志愿者协助管理邮局、图书馆等公共设施，使博物馆等场所能延长开放时间等。他还提出建立一个“大社会银行”来帮助地方的慈善组织、志愿者组织等解决资金难题。

　　光从公布的这些计划来看，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实质内容。卡梅伦的计划被批评为保守党和自民党联合政府削减公共财政开支之后的代替品——他们想让免费的志愿者来保持提供公共服务。作为撒切尔夫人的追随者，卡梅伦从传统的保守党理念出发，认为政府要小，个人和社会要大。撒切尔夫人当年的政策，是将国有企业、住房等进行私有化。而卡梅伦的这一计划，是想将公共服务社会化、慈善化。

　　这种让政府“做得更少”的做法，引发了还处在经济危机中的民众的担忧。他们认为这并不是真正的放权于地方，而只是一种责任的转移。地方政府在中央和民众的夹缝中，作用会更加边缘化。

　　恩格特对我说，她做地方议员，并不是为了能决定什么事情，而是一种在社区中的“存在感”。她也没有进军威斯敏斯特议会的雄心。“或许以后，地方政府都是些和我一样真正愿意为邻居们服务的长者吧。”她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