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耕身

　　如果还有人记得四年前那场一度闹得沸沸扬扬的“五河教师短信案”的话，那么他一定能从安徽省五河县原县委书记徐社新被判刑中，感悟良多。四年前，五河县教师董国平因发了一条有徐社新受贿内容的短信，而被指诽谤，被拘留10天、罚500元，五河县电视台甚至进行官方辟谣。4年后，我们可以确信，原来所谓的“诽谤”并非虚枉。

　　近日，安徽省五河县原县委书记徐社新因犯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审被安徽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零三个月，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30万元。报道指出，作为县委书记的徐社新可谓是“诚实守信”的“官帽售货郎”。在五河县为官的6年间，徐社新没有“虚度光阴”，他将所有乡镇和县直重要部门的“官帽”卖了个遍，在遭人举报后甚至动用县电视台高调辟谣。据当地一名干部说，在徐社新主政期间，徐收了钱才会提拔已是公开的秘密，不向其行贿想得到提拔重用实在是太难了。

　　“短信诽谤案”已不去说它。但毫无疑问，徐社新的案例又为此前坊间所称“县委书记”是腐败重灾区的判断，更添一笔浓墨重彩。作为一个事实：早在2006年6月，《瞭望》周刊就曾报道，安徽省有18个县（区）委书记因为贪污被撤职查处，占了全省县（区）委书记总数的六分之一强。而在河南省，自2006年县级党委换届以来，四年中共查处贪污受贿犯罪的县委书记22名。同时据最高检资料显示，在近些年，全国检察机关立案查处的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犯罪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从2003年1月至2007年3月，检察机关立案查的县处级干部达1285人。

　　或许像徐社新这样一些“死老虎”，展示的只是“县委书记”作为腐败重灾区的A面。而在它的B面，则是一些县委书记恣肆张扬并无所敬畏的权力形象。或以“诽谤”加罪于公民，或对公民施以“跨省追捕”，或肆无忌惮于强制拆迁，或为所欲为于维稳截访。“县委书记”的腐败重灾区，同时亦是权力不受约束之特区。“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弱、下级监督太难”，正是这个权力特区的主要特征。

　　还是孟德斯鸠的那句话：“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只是我们见惯了有权力者滥用权力的事实，却总是在约束权力方面显得力不从心。中国自古有“郡县治，天下安”的说法。如果我们对此并无异议的话，那么是否可以延伸地问一句：郡县不治，天下安否？以五河为例，在徐社新主政之下，官职这种国之重器都成为了待价而沽的商品，当地还能称为“可治”的状态吗？那么在这样的吏治生态之下，生民又当如何？而当县委书记俨然成为腐败重灾区，则天下又当如何？

　　严重的问题是管好县委书记，而管好县委书记的关键是限权，即通过民主的选举制度，使县委书记的权力接受公民的监督，并使其能够听令于正当民意。这也正是解决“县治”问题的必由之路。《南方周末》曾指出，一个近乎公认的看法是：中国的县级治理单位已经出现了严重问题。显然，当县委书记独居于地方权力顶端之时，正是“县治”境况的决定性力量。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