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2日，郑州市发生一起肇事司机丧尽天良驾车多次碾轧农民工的公共事件。当晚22时许，一名戴墨镜的女子驾驶一辆红色马自达6汽车，冲入一小区售楼大厅门前广场，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猛撞正在广场上纳凉的农民工，车轮碾过一位当时纳凉时打瞌睡睡着了的农民工的胸口。更令人愤怒的是，分别在3分钟、半小时、1小时后，肇事司机驾车又三次返回事发现场，挑衅在场农民工，在广场上大飚车技，最后摆脱警方的追捕，逃之夭夭（7月24日《郑州晚报》）。

　　据事发时在场农民工介绍，肇事司机四次入场，都将红色马自达6汽车开得又准又快，“驾车技术十分娴熟，方向感很好，在广场上‘8’字绕行，车技不一般”，时而停下车、摇下车窗，戏谑、嘲弄的看着人们，张狂的表达着挑衅。

　　这个细节非常重要，因为此前在多起类似危害公共安全的事件发生后，一些地方的相关部门、权威研究机构的专家总会先入为主的将肇事者往“酒醉”或者“精神病”角度归靠，强调保护行为能力欠缺者的权益。这种话说得好听，但问题是，无论是查处还是研究、鉴定，必须首先立足于事实，尊重起码的公正，不折不扣的按照既有法条（而非具体执法者或专家的荒诞解释）进行。

　　实际上，一些执法者和专家所称，要保护的所谓“行为能力欠缺者”，一般都非富即贵。而中低收入、特困、农民工等阶层人士，即便如此事中成为了被侵害的一方，也仍然难以摆脱被侮辱和被损害的遭遇。

　　此事中，肇事司机驾车入场撞人之后，现场农民工就已经向110报警。但离谱的是，当无良女司机在半小时后、第三次入场的时候，按照《郑州晚报》的报道，现场还没有警察；等到距离第一次撞人一小时后，交警才到场取证……

　　这其中存在的问题是，第一，按照城市公安机关出警时间规定，城市公安机关接到110报警服务台的指令后，5分钟内赶到市区（含县级市）主要街道群众报警求助现场，10分钟内赶到居民楼院内报警求助现场，20分钟内赶到市郊报警求助现场。但此事中，出警用了多久？能否认为，正是因为缓慢的出警速度，才导致肇事司机从容实施第三、四次公然挑衅行为，也才造成其轻易逃逸？

　　第二，农民工报的是110，来的是交警，谁给换的警种？会不会就是因为警种更换，所以才耽误了出警时间？

　　第三，出警交警到达现场之后，为什么不做好对农民工的保护，在肇事车辆已经三次入场撞人、挑衅的情况下，为什么不周到部署，确保当场抓获？

　　更令人惊愕的是，当媒体就此事联系警方的时候，对方却有了一连串莫名其妙的回答：

　　现场取证的交警大队值班民警表示，此次事故不是发生在路上，不属于交通事故，不归他们管；

　　事发地庙李派出所，值班民警表示，当事民警不在，按照规定不能透露任何情况，也不方便透露当事民警的联系方式，“事情正在处理中”；

　　案件移交给金水公安分局刑侦四大队，该大队告诉被碾伤农民工的亲属，要先做法医鉴定是不是重伤。该大队回答媒体的说法是：不清楚22日晚上发生的事，“不知道案件是否移交到这里”。

　　将事件前后细节联系起来，不能不生发想象，这会是又一起（哈尔滨）宝马撞死人事件吗？从肇事细节来看，22日晚在郑州碾轧农民工的女司机，虽然造成的后果不如哈尔滨当年那个苏秀文，情节上却要恶劣得多——她，神秘的她，又是什么身份，可以得到如此多暧昧不明的保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