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风华 实习生 宁 钰 本报记者 张育新 文/摄

　　在方正县炮台山下，有这样一组世界上最奇异的墓地组合。苍松掩映下伫立着两座日本人公墓，距此不远，是中国养父母公墓。这两组墓园的背后，说不尽中日人民之间复杂的感情。2010年7月13日，日本驻沈阳总领事馆总领事松本盛雄一行来到方正县，拜谒了这两座公墓———

　　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墓园

　　2010年7月13日，方正县迎来一伙身份特殊的客人———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松本盛雄一行，参加日本国“利民工程无偿援助”项目剪彩。“利民工程无偿援助”是一种小额捐助项目，是日本对包容了4500名“天皇弃民”的方正人民的一份心意。仪式结束，松本盛雄一行来到日本人公墓和中国养父母公墓，在墓前献上鲜花。

　　日本人公墓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是受害者为侵略者的弃民建立的墓园。

　　记者走进这处苍松掩映的墓园。墓身呈圆形，为混凝土结构，直径3米，高1.5米，拱顶。面北而立高约3米的花岗石石碑，上面刻着“方正地区日本人公墓”。据介绍，墓内合葬着5000多具日本开拓团民的遗骨。在此墓园东侧，并列着“麻山地区日本人公墓”，形状、构造与“方正地区日本人公墓”相同。墓内合葬着原鸡西市麻山地区开拓团妇女和儿童的遗骨。

　　光洁的墓碑后面，埋藏着怎样的人间惨剧，如今已经无法复原，但是相关记载还在滴血。

　　1945年秋，日本侵略者宣告战败投降，曾经在中国大地上趾高气扬的开拓团民，顷刻变成了“天皇弃民”。妄想着回国的开拓团民，纷纷结队出走寻找回国途径，佳木斯附近各地的开拓团民，开始取道方正、尚志，准备赶到哈尔滨，寻机回国。此时，苏联伊汉通码头水路断绝，1.5万名日本人滞留方正。这些难民被苏联红军集中到方正东南部伊汉通开拓团本部，老幼妇孺经过长途跋涉，体力消耗殆尽，寒冬降临，缺衣少食，加之传染病流行，开拓团民纷纷倒毙。面对饥饿和恐慌，这些日本人开始发生集体自杀事件。

　　很多人读了知名作家严歌苓的小说《小姨多鹤》，认为其发生背景就在方正。发生为了不让孩子受到伤害，母亲把自己孩子杀死的事件，为了防止瘟疫，活下来的日本人就在死者的身上泼洒燃料，进行焚烧。1.5万名日本妇孺，最后仅剩4500人左右，被善良的方正人民收留，妇女与中国人重新组成家庭，遗孤成为中国人的孩子。

　　1962年，省政府接到方正县政府的报告，称当地农民开荒时，在方正县城外的炮台山脚下，发现了大批白骨，足有数千具之多。经调查发现，这些白骨多为儿童和妇女的骨骼，尸骨集中埋葬，且埋葬的土层较浅。已经愈合的伤口再度迸裂，开拓团的历史浮出水面。经查阅历史资料得知，白骨的发现地附近，在战争期间曾是日本“开拓团”总部所在地。当年，方正县境内有大罗密、伊汉通等4个日本“开拓团”。加上佳木斯地区云集的开拓团民，大约有5000人在此死亡。 遗骨的身份得到证实后，省政府向中央政府作了汇报，在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下，责成方正县政府从人道主义出发，对散落在周围的日本人遗骨进行收集，集中掩埋，修建了一座日本人公墓。后来因水库扩容，方正县把公墓迁到炮台山西北坡，改成混凝土建筑，用花岗岩做成石碑。

　　日本弃妇遗孤的中国故事

　　我们应该感谢农民学者郭相声，随着老年日侨逐年离世，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侨归国，已经没有多少人了解那段故事。郭相声以农民的执著和勤奋，走访了大量日本弃妇遗孤，为我们留下一部生动的“天皇弃民”在中国的故事。

　　日本弃妇松田千卫是一位知识女性，她以一部《开拓残留妻子的证言》轰动日本。松田千卫回忆：他们在依兰县北靠山屯的开拓团，走了二十多天到了方正东部地区。日本难民不准进入县城，分成几个班住在村子里。到了11月份，收容所里已经粒米皆无，人死了只好扔进原来开拓团储菜的菜窖。松田千卫走进中国家庭，与中国人组成了新家，渐渐适应了中国的生活方式。

　　水野百合子与日本丈夫生了3个孩子，逃难的路上，团长逼着她扔掉两个女儿。带着奄奄一息的两岁儿子，水野百合子被中国人李春林接到家里。李春林的母亲给百合子做了新棉衣，踏着雪到县城给百合子母子抓药。百合子的儿子没有逃过劫难，在李春林家的第三个晚上离开了人世。百合子因失子之痛又病倒了，是李春林的老母亲寸步不离的照顾，才把她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百合子问李春林：你接我回来不是让我给你当媳妇吗？李春林摇头说：不是，是民主政府动员我们救助开拓团难民，我妈让我去难民营接人，大人孩子接回来就行。百合子特别感动：好人，你们要不嫌我就要了我吧。百合子与李春林生育一男一女，李春林不幸去世。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婆婆劝百合子回国。1972年，百合子回到了日本，但是两个月后她返回中国，她说在中国有她的婆婆，有她的孩子，中国才是她的故乡。

　　远藤勇的中国名字叫刘长河，他是日本遗孤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也是他，为中国的养父母建立公墓，成为一种情意的象征。

　　远藤勇幼时来到中国，父亲在“开拓团”里被日军征兵入伍。“开拓团”撤离时年仅6岁的远藤勇成了遗孤。1946年春，在难民收容所里生命垂危的他，被居住在方正县庆丰村的中国农民刘振权、吕桂云夫妇收养。为了抚养远藤勇，两位普通的中国农民倾注了全部心血。为了供他上学读书，夫妇俩早起晚归，辛勤劳作，节衣缩食，一直供他读完了大学。大学毕业后，远藤勇被分配到哈尔滨市第19中学任教。1974年，远藤勇偕妻子和孩子回到日本定居。远藤勇很难忘记这段历史，为了报答中国养父母对他的救命养育大恩，他于1995年捐资在日本人公墓旁边建成了“中国养父母公墓”。该墓地占地600多平方米，墓身呈圆形，墓穴内分5层放置骨灰盒。他的养父母去世后，遗骸都安放此处。

　　战争后遗症造就的侨乡

　　如果没有那场该死的战争，方正县与日本国民不会有像今天这样密切的联系，是战争后遗症造就了这个北方侨乡。方正县外事侨务办公室副主任李宝元告诉记者，目前旅居在日本的方正人有3.5万，这个数字得到了日本相关方面的认可。李宝元说，当年有4500名日本妇女和遗孤融入方正，上世纪90年代出现了返日高潮。方正人民“以德报怨”的博大胸襟，建立了特定历史背景下中日组合的特殊家庭，并不断繁衍生息，形成了方正县与日本的亲缘、血缘关系。30多年来，一批又一批与日本有亲缘、血缘关系的方正人陆续定居和侨居日本，方正县逐渐演变成黑龙江省华人华侨和归侨侨眷人数最多的县，在23万人口的方正县，就有86270位华侨及侨眷。

　　方正县与日本的关系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改革开放以后，这种独特性已不仅仅通过亲缘纽带来体现。

　　毕忠庆在日本打工三年，最终带着“第一桶金”回到方正县，投资百万元人民币办起了龙湖公园。他告诉记者，父亲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农民，母亲是日本人，在方正像他这样的人被称作“二代”，是中日混血儿。他2001年到日本后，在一家工厂打工，每月赚取相当于五六万元人民币的工钱。在日本待了几年后，他感觉还是在方正县生活比较习惯，就说服家人回到这里。现在他的儿子和儿媳还在日本，工作生活都很如意，比他这一代更能融入日本社会。

　　在方正县，有一个很独特的现象，就是这里的日语学校很多。由于与日本特定的亲缘和血缘关系，在方正县不到四人中就有一人有日本亲属。这些人到日本后，向当地人介绍了公墓，有的还亲自带领日本人来这里参观。这也使得坐落在方正县境内的“日本人公墓”成了中日民间交流的一个“平台”。方正县也成了两国民间交流的一个窗口。

　　从1953至今，方正县一直是中日友好协会在华的重要交流地区，方正以一县之力，与日本大阪、兵库县等地，进行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文化交流。由于方正居民与日本具有亲缘联系，存在亲友担保，日本国也有为期3到6个月的“探亲签证”制度，因此借助这层关系，很多方正人赴日打工，方正县的经济也非常倚重对日劳务输出。据统计，方正县居民存款、公民收入的重要提升也体现在对外劳务输出上。2009年方正外汇兑换在全国县级排名27位，这个仅有23万人口的县城，储蓄存款余额高达37亿多元人民币，80%以上是华侨华人存款，旅日华侨人均年收入约30多万元。

　　据统计，方正县居住在海外的华人华侨有38000余人，占哈尔滨市华人华侨的76%，其中华人12000余人，华侨26000余人，其中日本有35000余人。李宝元告诉记者一件趣事，证明方正籍的旅日华侨数量之多。他说，去日本旅行，在东京、大阪等地，经常能碰见方正人。

　　针对特殊的县情、侨情，方正县委、县政府树立大侨务思想，确定了建设“东北旅日侨乡”的发展战略。目前，方正县侨资侨属企业已达38家，超千万元的5家，年创产值1.08亿元。

　　侨力资源的再梳理再利用

　　针对方正侨乡目前的处境，哈尔滨市经济研究所旅游及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分析师高振凌认为，应该对方正的侨乡资源进行再梳理。

　　在进行了大量调查的基础上，高振凌认为，目前方正传统侨乡模式面临着挑战。首先，以战争遗孤为主体的传统侨力资源面临萎缩。二战结束60余年，现在一代战争遗孤的中国养父母都已过世，最后的遗孤养父鲁万富老人，也已经走进了养父母公墓，方正与日本的特殊亲情延续正在面临挑战。在2008年日本政府正式向战争遗孤道歉、进行集体赔偿之前，“战争遗孤”是日本比较突出的社会问题，日本社会对战争遗孤一直很歧视，“战争遗孤”对自身特殊身世很避讳，其后代对于方正已经渐渐陌生，原有的亲缘关系正在弱化。来方正的日本侨民及侨眷，已由最高时期的每年3000余人次，锐减到现在的每年不到300人。

　　其次标志性景观未适应新形势。在2008年以后，方正政治、文化区位发生了深刻变化。中日友好园林、日本人公墓等对日标志性景区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关注，也吸引了日本驻华大使等日本高官的注意。依托“日本人公墓”、“养父母公墓”等标志性建筑，方正的知名度空前提高。战争遗孤、开拓团等相关历史问题，在近年来持续升温，国内外学者对方正的讨论也逐渐增多。因此方正对日标志性景观等应该具有新思路。

　　高振凌认为，要系统挖掘方正背后的政治、文化、经济意义，协调三者关系。方正对日文化景观的重要性已经凸显，以开拓团侵略史与战争遗孤收养以及归国史为主线，方正现有的物质以及非物质文化景观，具备了系统、客观、全景式地反映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对于中日两国国民伤害的文化意义；这些景观也有助于中日政界、学术界找到共识，重新厘清中日历史问题的复杂性，找到对话的切入点。

　　首先，要对方正的历史遗存和流传于中日民间的口述史料进行“抢救性挖掘”；其次，要为那些有开发潜力、但目前未申报文保单位的“开拓团遗址”等进行维护，为日后全面挖掘“日本侵华史”留下发展路径。其次方正要适应中日政界、学术界以及国内外知名媒体的关注，转变思维，深化侨乡的文化内涵，为下一代保留战争遗迹。诸如：开拓团生活遗址、方正“内置开拓团”受难地、关东军飞机场，伊汉通码头等景观。在此基础上，力争将方正打造成为“国家级中日青少年文化交流基地”、“中日文化交流中心”。以中日友好园林为核心景观，辅之以开拓团遗址、开拓团自杀地、苏联红军与日本开拓团的交战地，抗联遗址，苏军烈士陵园，原荣军疗养院，特色日本街区，华侨商业园等自然人文景观，将生态、红色、对日旅游、松花江景观、冰雪五大方面，囊括进“文化创意产业”这一大概念下做系统整合。另外“日本人公墓”在日本的被关注度很高，因此，方正要发挥好在日方正人众多、与在日众多民间友好团体保持密切关系的有利条件，借助日本官方、民间的力量，进一步与日本学者、日本遗孤合作，在搜集原开拓团历史实物，整理开拓团遇难者名单，开拓团成员会议军国主义罪行等方面共同挖掘历史资源，力争打造国家核心级文化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