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柳延延

　　现代人有许多物理和事理的知识，如知道万有引力，能量守恒、生态平衡、克隆技术等，这是属于自然物之理，可称为物理，是自然科学家的专门研究。我们也知道许多人间事物之理——事理，如人有自由意志，是社会性的存在物，人性有贪欲，也有廉耻感、同情心，个体之间充满了竞争，但又必须与他人合作才能存在等。它们是人文社会科学家的专门研究。获取这些知识的过程包含了大量推理，它们遇到的最大陷阱是由英国学者休谟提出的：再多的单称事实判断也不能证实一个全称命题的真理性。如北京的天鹅是白的，悉尼的天鹅是白的，伦敦的天鹅是白的……并不能必然得出 “凡天鹅皆白”这样的全称命题。这不，人们发现在澳洲某地有一只黑天鹅，就立刻推翻了“凡天鹅皆白”这样的全称命题。这个推理陷阱几乎动摇了整个科学知识大厦的基础，须知科学真理大多建立在归纳推理的基础上。直到今天它都在告诫人们对知识的真理性保持必要的谨慎和开放态度。故人们称休谟是“因提问而不朽的哲学家”。

　　人将他所知道的各种物理、事理的知识转变为自己行为或言说的道理。这个转变涉及了更多推理，其中最常遭遇到两个逻辑断裂的“峡谷”。一个是由英国学者赖尔提出的，被称为范畴不同的 “赖尔峡谷”：能够运用于某个范畴的概念 （方法、解释体系、技术、规则等），并不能在未经证明其合法性与有效性的前提下直接搬用于另一范畴，否则很多命题就会沦为“伪命题”。如常有学者依据一套 “西方”理论说明中国的问题，这个理论在西方也许是对的，但它是否适合中国却不一定。比如美国现在才3亿多人口，面积跟中国差不多大，且没多少沙漠、高原、戈壁，大部分地区水草丰茂。中国有五千年农业文明，很多地方已开垦得寸草不生，1955年前是在四五亿人口这样一个基数上搞工业化，拿美国那个经验形成的理论来做中国的指导思想，行吗？今天我们在许多领域都碰到所谓“淮橘北枳”的困境就与如此推理有关。

　　第二个逻辑断裂的 “峡谷”也是休谟提出的，常被称为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 “休谟峡谷”：从事实判断到价值判断 （即 “是什么”到“应该怎样”）不能一跃而过，必须在它们中间架起一座价值论的桥梁。比如现代人已然用“新与旧”的区别取代了传统社会的 “好与坏”的区别。由于这种观念的深入人心，现代人常常忘了 “好与坏”的标准本应逻辑地先于 “新与旧”的标准，因为只有先有 “好与坏”的标准才有可能判断某一历史变革究竟是人类的进步还是人类的败坏。韦伯就说：我们都认为，自己比蒙昧社会要进步得多，对自己生活的了解要远远超过美国的土著居民。可是，这一想法是错误的。我们都知道怎么乘坐电车……不过，很少有人知道车辆是按照怎样的机制运行的。可是蒙昧社会，人们对自己使用的工具比我们要清楚得多。罗素也认为，从天人关系方面看，现代人比古人是退化了，古人与自然（天）比现代人近。住在城市，已经看不见充满星辰的夜空，我们日常生活的世界都太人工化了，我对此深有同感。可见，不同的价值标准会对“变化”是否“进步”给出大相径庭的结论。

　　这两个常被人忽视的逻辑断裂往往纠缠在一起，潜藏在构成行动或言说的道理之中。在纳粹执政期间，当时享有世界声誉的德国生物学家鲍尔将如下的“物理”应用于人间事理，说出了进行种族清洗的所谓道理：每一个农民都知道，如果他不让耕种的植物和家禽中最优质的品种繁殖，却让劣等的个体繁殖，品种就会不可救药地退化。这个农民是不愿犯这样的错误，我们却在很大程度上让它在我们中间继续。我们必须保证那些劣等民族不再繁衍。为此“应该”发动一场“种族清洗”的社会工程。从推理的角度看，这正是跨越了两个“峡谷”导致的荒谬道理。它将针对种植、饲养的思想/行动逻辑（物理）搬用来针对人类社会（事理），而它们毕竟植根于两套不同的符号系统。并且，即便犹太人的生活方式、信念体系与其他人群有诸多不同，“应该清除”也绝不是顺理成章的。我国“文化大革命”期间流行的推理在今天看来也是多么荒谬：凡是在国民党监狱坐过牢的，就一定是叛徒，凡是在某个领域学养卓著的人就是反动学术权威，都应该被打倒。这也是在推理中跨越两个“峡谷”的范例。当时我还是大学生，对如此推理深感困惑。

　　亚里士多德早就说过：人是政治动物，同时还是能言说的政治动物。言说，讲道理也。而我们的言说却总与真实的现实（物理或事理）不那么协调，因为任何关于现实事物的感官印象一旦进入人的理性思维，就被逻辑和推理所左右，就有许多陷阱在那里等候。我想，这就是为什么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的原因吧？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对自己和他人的言说可能会谨慎一些。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