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入园难”已成热点问题。据说有一96岁老人，在北京昌平某公立幼儿园，为重孙子排队报名，队伍中还能见到竹椅、帐篷、行军床等守夜用具。

　　在7月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要求，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入园难”问题。

　　随后，北京教委宣布，未来3年，将投入15亿元，新建公办幼儿园将达118所。

　　但是，这只是一个需求与供给的简单问题吗？在“入园难”背后，公众提出更高层次的疑问。

　　这些疑问包括，为什么财政投入只集中在少数几家公办园？为什么最好的公办园里都是“条子生”？为什么优质教育资源向权贵倾斜？

　　还有，当北京非户籍人口的新生儿已超过户籍人口时，有关部门为何不将其纳入学前教育规划？为何有关部门要求删去调研报告中流动儿童的学前教育部分？

　　还有，既然我国一直将学前教育定义为公益性，那么为何无论是拥有财政资源的公办园，还是自负盈亏的民办园，都要求家长交付“昂贵”的捐资助学费（即赞助费）。

　　有专家接受采访时表示，“入园难”背后体现更多的是社会不公和托幼公益性的丧失。

　　如果再循着时间之流，向上追溯，或许能看清问题的全貌。

　　1979年，我国托幼机构均由财政支持。进入上世纪90年代，随着国企改制，企业园、街道园、公办园也纷纷改制成民办园，并大量消失。财政则开始向少数公办园倾斜。也正是在这市场化改革的道路上，托幼的公益性在渐行渐远。

　　而纵观国际，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日法德等发达国家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将学前教育逐步纳入义务教育体系，国家财政以各种形式予以支持。

　　采访中，有民办园园长对记者说，在托幼方面，民间资金已为国家做了很大贡献，如今国富民强之际，是该让幼儿园回归公益性了。

　　本报记者采访各类幼儿园园长、专家学者，从今日起推出系列报道，力图展示“托幼”公益性如何渐失；以及如何在硬件投入、教育用地、师资资源，出现资源分配不公；农民工子女入托如何被忽略；并介绍国外幼教模式以作他山之石。

　　在发稿前的7月21日，新华社消息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刘延东近日考察北京等地的幼儿园，并强调，人生百年，立于幼学。学前教育是重要的社会公益事业。

　　这或许是“入园难”破题之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