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汝明画

　　19岁的少女小曼(化名)为了成名，从16岁开始辍学，迄今已参加了超过百场的选秀，甚至还参加过与自己年龄并不相符的相亲节目。为了请伴舞和租道具来包装自己，她甚至采用绝食、哭闹等方法，希望家里能拿出10万元支持，下岗在家的母亲因此被气病。

　　平心而论，“超女”、“超男”一类的选秀活动曾经开创了“草根选秀”的崭新模式，它让“草根少男少女”看到了凭借自身努力实现明星之梦的希望。不过，随着五花八门的选秀活动的风起云涌，随着绞尽脑汁的出位炒作的纷至沓来，随着商业化运作的日渐娴熟，选秀的本来面目已被严重扭曲，沦为一种纯粹的名利场。

　　一方面，选秀活动所炮制的“丑小鸭”蜕变“白天鹅”的令人充满遐想的画景，强烈震撼着年轻人稚嫩而充满幻想的心，诱导了他们不屑苦读修业、幻想一夜成名的急功近利心态；一方面，选秀成为组织者的“逐利游戏”，才艺与能力的比拼退避三舍，金钱与权势的较量灯影幢幢。参赛者及其家庭为了走得更远，几乎无一例外地被无形的力量所裹挟，陷入花钱买票的“黑洞”中去，难以自拔。

　　由此，选秀类活动的荒唐与价值迷惘越来越强烈地凸显出来：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都是多元而理性的，人们的人生目标是多元的，实现梦想的途径也是多元的，不应该出现全民蜂拥而上通过同一条路径追逐同一个梦想的现象。而“选秀”则诱导了这样一种全民参与、全民竞逐的极端浮躁功利的氛围。参赛者、家人、粉丝、媒体、运营商，纷纷被吸进选秀这个“漩涡”，其社会投入成本无疑是十分巨大的。痴迷选秀的小曼及其背后的家庭，只是这个荒唐的竞逐场上的一员。在她身后，还有无数价值观迷茫、梦想着一夜成名的少男少女。

　　四年前，新疆姑娘小张参加一次选秀后止步在了复赛场上。她的母亲感慨地说：“这场比赛对我们这个家庭来说，非常辛酸，就像一场灾难。”此前，张妈妈一家仅买卡发短信投票、印传单、做海报、拉选票、支撑女儿“粉丝团”活动，就花费了11万元，欠下了9万元的外债，甚至连亲戚朋友也被拖累着一起奔波忙碌。

　　四年后，痴迷选秀却从未进入前20强的小曼的出现，不仅表明这种选秀灾难依然坚挺地存在着，更表明痴迷选秀的社会病依然没有得到治疗，而众多热衷于一夜成名的少男少女们依然没有从价值迷惘中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