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别人已经把国际间能源问题的焦点放在新能源、智能电网上面，并开始探讨相关公共财政如何合理使用、大企业下一波投资方向的时候，我们的关注点却还更多地停留于到处找油气、考虑怎样拿过来，这是不是慢了一拍？

　　自从今年4月20日，英国石油公司(BP)租借的钻井平台在墨西哥湾发生爆炸并引发漏油，BP的未来就隐隐约约地与中国关联起来了：中国的石油公司——全资抑或部分——收购BP？

　　类似的问题，涉及的实质是中国要不要动用政府的公共财政、外交资源，支持企业加大、加快“走出去”获得境外石油、天然气项目的步伐。这一轮全球性金融危机，似乎提供了并购海外油气资产的天赐良机。

　　对此，西方的媒体和能源政策研究报告中充斥着对中国的不满、嫉妒、担心、指责。在中国，包括政府官员在内的力量则不遗余力地批驳“中国能源威胁论”。

　　针对同一现象和趋势，国际间也有相当不同的观点。

　　举例而言，2009年9月和2010年1月底，我两次参加世界经济论坛的能源专家组会议，一次在迪拜，另一次是达沃斯的年会。很有意思的是，在这个由主要能源生产和消费地区的能源企业、市场调研、学术精英组成的队伍中，根本没有人关心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油气投资，也没有人把哪个国家的石油由谁来开采当回事，更没有人讨论国际油价是太高还是过低。大家关注的能源话题是什么呢？在迪拜的“能源安全”讨论，聚焦的是国际核燃料市场的建立和核废料的处理。年会上，能源专家组的讨论集中于智能电网，以及能源生物技术和新能源融资。韩国的能源部长专程前往达沃斯推介社区智能电网设计模型。

　　达沃斯论坛当然不是世界上惟一讨论能源问题的论坛，但它所透露出来的信息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和参考：在别人已经把国际间能源问题的焦点放在新能源、智能电网上面，并开始探讨相关公共财政如何合理使用、大企业下一波投资方向的时候，我们的关注点却还更多地停留于到处找油气、考虑怎样拿过来，这是不是慢了一拍？

　　不是说油气资源已经不被国际社会所重视，而是大家似乎不像以往那样担心中国油气需求的增长。

　　在我看来，这其中最核心的原因，是一些研究机构对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的整体能源需求做了预测，比较一致的判断是：从2011年开始，整体OECD的油气需求量是下降的，至少是持平；虽然中国和印度对油气的绝对需求量仍在上升，维持现有产能的可能性高，所以未来十年左右油气的供应缺口可能不是很大。

　　事实上，这种预测已经开始被证实。例如，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油气需求已经呈下降趋势，主要原因是其人口的老龄化。工业、长途交通运输、航空等对能源的需求量变化并不是太大，影响石油消费的最大变量其实是汽车业。而买车、开车的大多是年轻人，所以人口结构又决定着汽车业的石油消费量。

　　既然OECD的总需求量要么持平、要么下滑，那么今后跨国石油公司、天然气公司生产的油气往哪儿卖，也是一个问题。

　　其次，采油需要资金和技术队伍，特别是在中东、非洲等局势动荡、条件艰苦的地方，采油付出的各种连带成本，包括政治外交的成本很大。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2009年中石油获得开采伊拉克的鲁曼拉大油田的合同，却没听见外国媒体高调评论。毕竟，在伊拉克战场上付出代价的官兵们来自欧美及其战略盟国，其中没有中国。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国际油价并没有高得多离谱。人们常说国际油价历史最高到了147美元一桶，这其实只是2008年7月11日的某一个时间点的期货报价。2008年的平均油价是90美元一桶。2009年，随着金融危机带来的市场需求的减少，国际原油价格有较大回落。

　　正是基于这些形势和结构的新变化，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企业投资海外油田、气田就远没有金融危机前那么敏感了。

　　相反对中国来说，倒有一个新的问题要引起重视了：我们拼命地到海外去买油田、气田，而人家已经不拼这个命了，转向了开发更清洁的能源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例如，德国正在带头建立一个国际清洁能源组织。奥巴马领导下的美国能源部于2010年7月举办全球范围内的首次清洁能源部长级会议。

　　显然，一国与另一国在能源政策和能源外交领域竞争的制高点已经变了：不再是谁能挖出更多的石油、煤炭、天然气，而是谁能在清洁能源领域、可再生能源领域领先。

　　如果我们总停留在思考怎样用政府的财政资源、外交资源来支持中国的企业到海外投资油田、气田这个思维层次，可能就会出现一种情景，即不仅仅在日用消费品生产领域中国为世界打工，在石油等化石能源生产链条上，仍然是中国的公司给其他国家的消费者采油，中国工人去最艰苦的一线从事开采。这是我们所需要的能源外交成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