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因为对“诈牌”的牌友发出逐客令，结果被对方捅伤致死，凶手潜逃近7年后落网。然而，这位受害人的家人，却在法庭上噙泪为凶手王志湖求情，并安抚其好好改造，王志湖当庭跪地叩谢、泣不成声。

　　由于案情简单、适用法律清晰，王志湖致人死亡被判死缓的案件本身似乎议论空间有限，此案真正进入人们的视野，无疑在于被害人家属的真情之举。由此引发的问题在于，刑事案件中被害人家属向法庭提出有关量刑的建议是否于法有据，该量刑建议属于何种性质，又会对刑事司法实践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典型案例

　　审判法庭上演人间真情

　　现年34岁的王志湖，技校毕业后在兰炼二建安装公司当工人。2003年2月7日傍晚，王志湖随朋友一同前往被害人小张的租住屋喝酒、打牌。因其诈牌令小张不悦，双方发生口角继而厮打。而王志湖外出从烤肉摊拿起两把切肉刀返回，将小张捅伤致死。案发后，王志湖仓惶出逃，隐姓埋名辗转多地打工。今年1月，王志湖在广东落网。

　　得知杀子凶手落网的消息后，小张家人渐已愈合的伤口又被撕开。强忍悲痛，他们平静地递交了刑事附带民事诉状，提出总计33万余元的民事赔偿请求，但自始至终都没有向办案机关提出一定要“以命抵命、严惩凶手”。

　　5月27日，王志湖涉嫌故意伤害罪在兰州中院受审时当庭痛陈，在逃近7年，每日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现在站在法庭反而安心了，并两次面向小张的家人深鞠躬，表示愿为小张父母养老送终。

　　7月13日宣判后，小张的姑姑颇感惋惜地表示：“主要是不懂法，不然我们可以早早写一封请求书，请求不要判王志湖死刑。”当王志湖被押解出庭时，小张的姑姑走上前含泪对王志湖说：“我们见到你的母亲了，我们并不希望你获死刑。你要好好改造，争取重新做人。”王志湖当即泣不成声，跪倒在地。小张的父亲告诉记者，自己体会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疼痛，现在把王志湖杀了又能怎样？如今，他已经受到法律的制裁。浪子回头金不换，就希望他能好好改造，争取早日释放。

　　7月23日，主审该案的兰州中院刑一庭法官宋世明向记者介绍，王志湖犯罪缘于日常生活中的琐事纠纷，且是酒后激情犯罪，是典型的偶发性犯罪。他归案后，对案发经过和盘托出，其供述与本案现场的物证，以及证人证言能够相印证。结合本案具体情况看，事发时，被害人有殴打王志湖的行为，对案情的引发负有一定过错。提及民事调解时的情况，宋世明说，起初小张的姐姐态度十分坚决，称弟弟遇害后王志湖逃走，其家人却从未出面有赔情道歉之举，如今就是要法律为死去的弟弟和家人给一个说法。因王志湖家人赔偿能力有限，双方所提金额差异较大，没能达成和解。通过做思想工作，调解结束后王志湖的母亲倾尽所能，主动交付了2.5万元的经济损失，并两次前往张家登门谢罪。自始至终，双方都没有过激的言行。纵观全案案情，衡量王志湖的犯罪动机、手段等情节，以及引发的社会危害后果，最终，经审判委员会讨论，以王志湖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其家属也主动尽最大可能进行赔偿，应属赔偿较好为由，对王志湖酌定从轻处罚，认定他的犯罪情形尚不属于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

　　当记者问及“假设”小张家人早早提交为王志湖求情的“请愿书”，能否影响审判结果，是否还有从轻处刑的可能时，宋世明法官明确表示“已经发生的法律事实，不存在假设的可能”。

　　本报记者 郭玉红

　　典型案例

　　主持人：为被告人“请愿求轻判”的情形在刑事案件的庭审现场屡见不鲜，但通常都是被告方所提，而作为被害人家属，不仅求情还嘱托被告人认真服刑的实属罕见。那么，他们恳请法官不要判处死刑的量刑建议是否有法律依据？

　　张四恩：一般意义上的量刑建议权，是指公诉人依照法律所享有的在庭审中向法官提出量刑建议的权利。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属于公诉权的内在组成部分。然而，目前，我们似乎过多强调“对国家公权侵害的恢复”属性，而忽视被害人及其亲属实现正义的一面。事实上，作为刑事犯罪的受害者，被害人及其亲属对犯罪所造成的损害有最深刻的感受，与案件处理结果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他们对刑事诉讼的参与权，对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提出量刑建议，具有天然的正当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被害人及其亲属提出的量刑建议，应该得到法庭的尊重。

　　司法实践中，在法庭辩论阶段，法院往往也让控辩双方以及被害人就量刑事实、情节和刑罚适用上，充分发表意见。尤其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更多地赋予被害人家属发表处理意见的发言权，使其诉讼权利得到充分实现，同时从精神上安抚了被害方受伤的心灵，缓释对被告人的仇恨。但这种建议仅为法官的最终裁判提供参考，对裁判并无约束力，并不妨碍法官运用自己的能力、知识和经验正确适用刑罚。

　　康小林：被害人亲属的量刑建议，并不仅仅只是个人意愿的体现。根据《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相关规定，检察院审查案件时，应当听取被害人的意见。同时，刑法第61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可见，听取被害方的意见是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必经程序。从审判机关角度看，被害方意见并不是主要的量刑依据，仅是法律规定的酌定从轻情节。对于其建议是否被采纳，被害方并无控制能力。

　　主持人：被害人亲属发表的“量刑请求”，在量刑中该处于怎样的地位？

　　祁亚平：我本人反对被害人量刑建议这一提法，原因是被害人身份比较特殊，在现代公诉案件中，似乎将其诉讼地位证人化更合理一些。在本案中，被害人超出常理提出为被告人求情，但是大多数案件被害人都不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称之为被害人求情，问题似乎更好解决。被害人求情在死刑适用中，尤其是死缓与死刑立即执行之间的意义，是比较明显的。当然，应当个案判断，不能作为“一刀切”制度加以推广。作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主要内容，改变“杀人偿命”的传统思维，进行适当的死刑克制，被害人求情作为不判处死刑的酌定情节，具有相应意义。

　　张四恩：虽然被害人亲属的宽恕可以成为量刑的酌定情节，但它在量刑中所起的作用，是受到限制的。因为决定刑罚轻重的主要因素，应该是犯罪的事实、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在个案判断时，首先应当注意案发原因，看被害人是否有过错，以及过错的程度、与案件矛盾激化的责任。强调一点，因婚姻家庭、邻里矛盾、日常琐事引发的激情杀人案件，死刑适用必须慎重。其次，看案发后被告人是否真诚和解。像在本案中那样要注意的是被告人赔偿的“诚意”，而不仅仅是赔偿的数额。

　　主持人：在法庭上，常见的是众人共同“联名上书请愿”，那么法院在审判时又如何看待这些“请愿”行为呢？

　　张四恩：应当说，这些行为可能是民意的反映，对于法官来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考虑到我国的国情，法院有时的确在定罪量刑时会考虑民意，以期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但“联名信”未必都是真民意，如果是有人为了某种目的去组织、煽动，签名者的意见受到个人利益的“浮云遮蔽”，在不知真相的情况下就凭“感情”签名呼吁，就有是非不分的“嫌疑”。对于这样的伪民意，必须经过法庭查实后，才能作为证据使用，即使作为证据使用，该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只能作为一种酌定的情节来考虑。

　　祁亚平：也就是说，被害人求情在量刑上是作为国家刑罚权的宽恕这一视角出现的。其本身的合理性除了上述被害人地位等原因外，主要还包括刑罚的轻刑化潮流以及我国死刑案件判处过多这一背景。可杀可不杀的坚决不杀，这才会有利于案件矛盾的真正解决。

　　主持人：如何避免人们对“花钱赎罪”的担忧？

　　康小林：首先，“花钱赎罪”的表述存在误区。法律规定，自首和悔罪都可以作为从轻或减轻量刑的情节，被告是否赔偿原告，并取得原告的谅解，在定罪量刑时可以作为量刑酌定情节的综合因素加以考虑。特别是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鼓励被告人或其近亲属主动地赔偿受害者一方，并将其在民事部分的积极表现，作为酌定从轻情节纳入刑事审判的量刑环节。但是并不是将赔偿作为唯一考量因素，在王志湖案中，小张家人依法可以获得的民事赔偿是24万余元，王志湖家人主动赔付2.5万元后再无力代赔。这一情节之所以可视为王志湖悔罪态度良好，是因为真诚悔罪并尽力赔偿，在一定程度上修复了被破坏的社会秩序。

　　张四恩：提一个我们审判过的案例，出狱才两个月就劫杀夜归女被判死刑的杨帆（本报于3月29日报道），受审前，其家人就提出民事和解的意愿，并将17万元交付法院，以求对杨帆从轻量刑。但杨帆在该案中的犯罪情节极为恶劣，后果极其严重，又是累犯，虽然被害人的家属也表达了请求从轻判处的意见，但法院在综合考量案情后，认为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依然判处其死刑。3月26日判决生效，除去应向被害人家属赔偿的2.2万余元，法院已将其余款项退还给其家人。

　　祁亚平：公众出现这种担忧可以理解，我认为可能的防范方法有两个：第一是规范法官量刑行为，要求法官必须在判决中说明裁判理由；第二是对可能出现的裁判不公加以适当的救济程序设置。比如说上级法院的“法律审”（区别于事实审）和检察院抗诉。最高检《量刑指导意见》中就有对该问题的解决途径，不过它是行政文件所以并未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