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徐敏 王海燕

　　公交车上，看到小偷将贼手伸向别人的口袋，你会不会、敢不敢大喝一声？居民楼里群租现象屡禁不绝，隐患不断，居委干部向房东反映，对方强横回答，“没出什么事，就别来找我；出了事，你们直接找公安”，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各类社会矛盾也层出不穷，需要综合治理。昨天，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20次会议首次审议 《上海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条例（草案）》，常委会委员们围绕“综合”二字，献计献策。

　　“综治委”对谁负责，应予以界定

　　这份《条例（草案）》有点“姗姗来迟”的味道。1991年，国家出台《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紧接着，本市先后配套出台两部地方性法规。近20年过去了，社会“生态”发生了很大变化，先前的两部法规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下综治工作需要，因此有必要制定新法规。近年来，我国20多个省市已先后制定了新的综治条例。

　　“综治，难在‘综和’。”委员们纷纷表示。《条例（草案）》指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全社会的共同任务；负责社会治安的组织和机构，包括市和区县综合治理委员会，乡镇与街道综治委，国有资产、建设交通、教育等系统综治委，以及特定区域综治委等。有委员担心，如果“××委”光是挂个牌子，名义上有一群成员单位，但很少开会讨论事情，或即便开会也不解决问题，那就形同虚设了。综治最怕“大家都该管，最终没人管。出了事，谁都不负责”。

　　“综治委”是怎样一个机构？是政府部门还是社会组织？各类“综治委”对谁负责，向谁报告，如何接受监督？朱言文委员认为，对这些问题，条例应进一步予以界定和阐明。《条例 （草案）》规定，综治委成员单位应“按要求建立健全定期报告制度、实绩档案制度、联系点制度”。陆凤妹委员提出，光有这三项“制度”还不够，需要以附件形式，细化各成员单位的具体职责，将此作为考核依据。

　　综治，又贵在“综合”，甘忠泽委员说。据《条例（草案）》，政府、专业部门、企事业单位、平安志愿者、普通百姓等群体，都应融入社会综治的“洪流”。委员们建议：条例中需突出关键单位和机构的职责；阐明在预防恶性事件、处理突发事件过程中，方方面面如何形成合力；有关社会安全方面的信息资源，能否为更多单位和机构共享。

　　强化校园安全之外，设兜底条款

　　今年接连发生的五起校园惨案震惊全国。悲愤之余，恐怕每个人都在追问，为什么此类案件会如此密集发生，我们到底怎样来保证孩子们的安全？《条例（草案）》的一大亮点是，将学校的治安防治列为综治工作的重要环节。《条例（草案）》规定，各级综治委应当加强学校、幼托机构周边地区社会综合治理工作的组织、协调，确保校园治安秩序安全稳定。

　　“这一条规定意义重大，但学校范围包含哪些？”张爱民委员说，如果包括大学、中学、小学等各级各类学校，范围就比较大。陈红专委员则认为，校园周边和校园内部的治安防范一样重要。“校园周边安全搞好了，并不能确保校园治安秩序安全稳定。”他举例说，某校一学生因作弊被学校开除，家长亲戚一下子20多人来挑衅，严重影响校园安全。为此，他建议表述改为“校园及周边地区”。条例规定了校园安全的防治重要性，但具体操作并未涉及，叶辛委员建议，最好能加上对社会突发恐怖事件如何处理的内容。

　　“除了学校、楼宇等，城乡接合部也是综治一大隐患。”季晓东委员认为，城乡接合部往往外来人口集聚、管理边界不清，成为制假造假、违法生产、赌博等违法活动高发区，建议对城乡接合部也作为特殊地区予以关注。

　　瞿钧委员接着说，卫生系统的综治，条例中也没有涉及到。他认为，这部法规很好地总结了以往经验，对楼宇、学校等加以突出，而立法对新发生的问题没有预见性，一部法规至少管个5年到10年，如不能穷尽其他项目，可能遭遇执法上的滞后和被动。“对加强综治的对象范围，是否设立一个兜底条款？”瞿钧委员建议，对医院、地铁、城乡接合部、大型重要活动等进行梳理，设立一个兜底条款加以立法保障。

　　防止重大恶性事件，要刚柔相济

　　每当春节临近，不少地方会出现“跳楼事件”。一些工人因拿不到工资，实在没办法，以跳楼之举获得社会关注，造成很大的社会负面影响。“此前，他们也曾上访，曾找过有关机构寻求帮助，但没有效果，因而采取了偏激的做法。”有委员指出，不少事情，就是因为信访处理和调解不力，最终演化为重大恶性事件。所以，信访处理、调解工作显得越来越重要，可以将矛盾遏制并化解。建议《条例（草案）》进一步细化信访机构和人民调解组织的职责。

　　“综治条例应刚柔相济、软硬兼施。”王中委员指出，所谓严厉打击、防范、改造等，属于“刚”的部分；同时，还应以较多笔墨阐明“柔”的部分，包括调解、帮教、社区矫正等。人文关怀与心理疏导，可以化解许多社会矛盾，有效制止恶性事件的发生。作为国际大都市的上海，应在这方面体现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