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报特约评论员 王琳

　　巴菲特说，“只有当潮水退去的时候，才知道是谁在裸泳。 ”

　　同样的逻辑，只有当潮水退去的时候，才知道谁在“裸体”做官。这里的潮水，指民众有权知道的与官员个人相关的公共信息。

　　近日“裸官”监管再度成为舆论焦点，但请问，你可知道谁是“裸官”？庞家钰、蒋基芳、周金伙……对，他们都被认为是“裸官”，我们还可以数出或搜出更多的 “裸官”代言人。这些“裸官”有个共同的特点，即均为案发后才为公众所熟知。 “裸官”已然案发，是不是“裸官”已经不重要了。

　　“裸官”监管的目的不在于事后确认，而在于：一是从官员的“裸身”状态出发，去寻找贪贿犯罪线索；二是针对已知的“裸官”，通过制度设计防范其外逃。这些目的的实现，都取决于先行发现“裸官”。放眼望去，是一片茫茫的官员海洋，“裸官”就潜伏其中但却为人所不知。

　　“裸官”发现机制的建立与完善，从去年就开始了。先是深圳于2009年11月在全国率先规定，“裸官”不得担任党政正职和重要部门的班子成员；再是今年2月22日发布的 《国家预防腐败局2010年工作要点》中列明，要“研究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公职人员管理相关规定的具体落实办法”。这一信息被不少媒体解读为：监察部、国家预防腐败局第一次将“裸官”监管列为工作重点。

　　“裸官”监管近日再度升级，完成了从地方再部委再中央的三级跳。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要求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要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向组织（人事）部门书面报告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的有关情况，在有关情况发生变化时也要及时报告。

　　必须承认，从忽略“裸官”的存在，到正视“裸官”问题，是个进步。但光有一纸“规定”还远不足以让“裸官”现身。 “规定”强调的是官员应将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的情况向组织部门书面报告，这种单向的报告制度，具有封闭性。按照干部管理权限报告，决定了“规定”的实质仍然停留在上级官员对下级官员的监督。由于上下级官员的工作地点、生活区域往往不在一地，这使得上级官员想要核实下级官员报告的真伪，存在不少困难。在信息日益开放的当下，官员“欺上”较易，而“瞒下”很难。更何况，上下级官员普遍存在裙带关系，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逻辑之下，让上级来监管下级“裸官”很难给民众以信心。

　　上级监督太远，下级监督太险，同级监督太软。解决内部监督困境的唯一办法，就是公开官员公共信息，引入民众监督。官员家属信息公开的障碍在于：官员是官员，家属是家属，官员出入境理应受到监管，但家属移居何处属于个人隐私。从权利的角度看，官员家属确有不同于官员的更宽泛的隐私权。但官员家属移居国（境）外与出国旅行不同，它既需要一笔不菲的金钱，甚至也需要一定的权力做后盾。由于涉及到廉洁问题，官员理应通过信息公开与合理的解释来自证清白。这和官员家庭财产公开是一个道理。官员家庭财产，也有属于官员家属的财产。属于隐私的家庭财产因为与官员的廉洁状况捆绑在一起，而具有了公共属性。这是个人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冲突时，一种不得已的权利让渡。

　　没有“裸官”信息公开，就无从校验官员信息申报的真伪，监管“裸官”更是无从谈起。不公开的官员公共信息就是遮蔽“裸泳”者的潮水。只有当“潮水”退去，才能逼得“裸官”现形。

　　（作者为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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